近日，一篇題為《國際視野下的鋼鐵企業之中國式重組》的報告文章，引發了業內及相關部委的高度關注。中國鋼鐵企業的兼并重組之路受困何處？該報告撰寫人“我的鋼鐵網”分析師王歡歡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重組中政府的主導地位，而要從根本上解決產能無序擴張，還需從解決國進民退開始下手。

事實上，兼并重組，近年來一直呼聲不斷，然而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業內人士將政府主導下的兼并重組，喻為“拉郎配”，中國鋼鐵企業重組之路上的“國進民退”也備受質疑。

兼并重組，依以政府主導為主

中國的鋼鐵企業兼并重組之路，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迄今為止已歷經15載，雖然并購案例不在少數，但整體而言與預期的效果相去甚遠。通過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的愿景落空，提升產業集中度的目標遠未達成；形成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大型鋼廠的想法，也只在產量上取得了進展，創新力、科技水平和核心競爭力較世界水平都有很大差距，高端產品依賴進口的局面依然存在。

近年來，隨著鋼鐵行業利潤微薄，需求增速放緩，鋼鐵業并購風險較大，大部分并購步伐都已放緩。2012年，其我國鋼鐵業并購重組的案例大幅縮減，鋼鐵行業集中度不升反降。據統計，2012年國內鋼產量排名前10的鋼廠（CR10）占全國總量的比例為45.9%，較2011年的48.4%，下滑2.5個百分點。

而根據鋼鐵“十二五”規劃，未來將大幅度減少鋼鐵企業數量，國內排名前10位的鋼鐵企業鋼產量占全國總量的比例將提高到60%左右。

那么，中國鋼鐵企業的兼并重組之路受困何處？王歡歡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重組中政府的主導地位。

縱觀近年來我國鋼鐵業的重組案例，重組依然以政府主導為主，盡管隨著市場化發展和改革開放，出現了外資對國內鋼企的兼并，如安塞了米塔爾收購湖南華菱鋼鐵等，但政府主導的模式并沒有改變。

“我國鋼鐵企業與政府的天然聯系以及重組中涉及的國有資產的劃撥等內容，決定了其不可能走像國外那樣市場導向型的并購重組之路，取而代之的是以政府為主導的‘拉郎配’，即便是民營企業之間的兼并重組，也很大程度上受政府管控。”

“國進民退”受質疑

王歡歡在其分析報告中指出，政府牽頭下的拉郎配，目的一般是為完成上級的任務，為重組而重組，很少尊重企業意愿，或市場規律。由于政府與國有企業有著天然的利益關系，傾向于保護國有企業，容易造成國有企業吞并民營企業的工作思路，引發“國進民退”的質疑，更有甚者，出現虧損的國企兼并盈利的民企的經濟行為。

據透露，河北鋼鐵集團分文未出，即收編了省內12家民營鋼企，理由是河北鋼鐵以商譽、管理、技術咨詢服務、購銷渠道等資源為資本，獲得各家民企10%的股權。

值得一提的是，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河北鋼鐵的凈資產收益率為4.62%，而國豐、津西的凈資產收益率則分別為17.1%和20.33%，遠高于河北鋼鐵。

此外，重組之后，民企并未在資源采購上有所受益。“有一部分原料是跟河鋼一起采購，但是大部分還是由我們自行采購。一起采購的，現在都是市場經濟，跟我們單獨采購的價格差不了多少。”被收編的一家民企領導做了上述表態。

“即便霸占了10%的股權，這些被收編的企業與河鋼旗下的國有鋼廠相比，顯然無法享有同樣的權利。可見，對民企的收購存在不等價交換質疑，甚或是對民企權益粗暴的掠奪，‘國進民退’可見一斑。”

山東鋼鐵集團收購日照鋼鐵亦是如此。按照協議，山鋼以現金出資收購67%的股權，日鋼以其經評估后的凈資產入股，占33%的股權。參照之前開源控股以10倍以上溢價收購日鋼資產而言，山鋼此次收購理應支付相應溢價，而有消息稱山鋼以對方要價高為由，重組遲遲未有實質性進展。如果日鋼妥協，以日鋼的盈利能力，重組之后勢必成為山鋼的造血地帶，民企補貼國企重演在即。

“國進民退”阻礙“國”“民”聯姻，“沒有‘兩情相悅’的重組，終難成大氣候”。

她進一步指出，國進民退之下，民營鋼企的重組積極性必然受到打擊，這也是為什么很多民營鋼廠紛紛擴大產能，竭力抵制兼并的原因。

“同時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國家越淘汰產能越擴張的原因。強扭的瓜不甜，要從根本上解決產能無序擴張，還需從解決國進民退開始下手。”

解鈴還須系鈴人

她就此指出，政府在引導兼并重組上可以更多的關注國企之間的強強聯手或互補增效，以突出國企在該行業的領軍地位。同時，政府應以更包容的姿態，放開對民營鋼廠的行政束縛，如黑戶問題等，摒棄對民企的歧視，要給民企足夠的空間和寬松的環境去發揮，而不是讓他們繼續在夾縫中生存，民企的命運應由市場經濟來決定，政府引導作用的發揮要以充分尊重市場規律，尊重存在即合理為前提。當然國企也可以同民企聯姻，但要建立在“你情我愿”的基礎上，杜絕以大欺小的“國進民退”式并購。

此外，她還指出，在盲目追求“大數字”政績觀的驅使下，本應效益先行的兼并重組，在政府眼里變成了數字的簡單相加，如此一來，“大而不強”“整而不合”也就成為眾多兼并重組案例未卜先知的結果。

“解鈴還須系鈴人，我國鋼鐵企業兼并重組中出現的種種尷尬境遇，與政府的不當引導和體制禁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面對中國式重組之路上出現的國進民退，大而不強，整而不合，和體制禁錮，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立足于國情的解決之道亟待探索和突破。”

她認為，只有加強政府引導與市場化相結合的兼并重組，加快體制改革，促進跨地區、跨省市的真正意義上的并購，才能促進鋼鐵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