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在地方工作中屢被邊緣化，原因就在于這個工作不可量化，不能在一定周期內兌現為地方發展成績。“以獎代補”會改變其“不可量化”的“缺陷”，媒體和公眾的密集關注，又可以大大提高其“能見度”。

海量的討論和博弈，基本集中在一個方向，即厘清“誰是污染者”，污染者又該“如何買單”等問題。作為中國治理大氣污染的最新動作，這個“以獎代補”的方式可能會引起兩類疑問，一是大氣污染沒有邊界，中央財政為何只勾選了這六個省市？二是污染者擔責的懲罰性機制如何轉換成了治理者受惠的獎勵性政策？

　　其實，都是“公平性”的問題。但恰恰在生態治理上，公平只能作為一個價值指向，毫厘不差的權責對等幾乎是不可能的。圍繞“霧霾”和“PM2.5”展開的全民討論已持續幾年，在這場自發的、最能展現原始共識的討論中，“京津冀”大氣污染重災區的角色已經確立，以其為抓手并惠及全國的訴求也非常明顯。從這個角度來看，以中央財政支持六省市治污的決策并不突然，其實是經過了一場大規模的公共討論，只不過這個討論性質寬泛、時間漫長。

　　目前的情況下，公眾對大氣污染的巨大憂慮已經轉換成了對重污染地區的嚴厲鞭策，“獲得獎金”這件事可能讓公眾的情緒有些轉不過彎。但其實換個方向來看，治理者獲獎也是污染者買單原則的變相運用，只不過將“買單”溫和化處理了，由被懲戒變為零獎勵。這種靈活的治理手腕，其實是對改革經驗的習慣性運用：其一，特區先行或部分地區破題；其二，對于情況復雜或暫時無法厘清的部分“不爭論”。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獎代補”有可能助推一種“環保政績觀”的出現。環保和治污之所以在地方工作中屢被邊緣化，原因就在于這個工作不可量化、能見度低，不能在一定周期內兌現為地方發展成績和地方官員政績，從政府機構到施政者都缺乏做這件事的動力。現在，污染物減排量、污染治理投入、PM2.5濃度下降比例的考核會改變其“不可量化”的“缺陷”，媒體和公眾的密集關注，又可以大大提高其“能見度”，以環保為政績的治理觀念有望出現—一旦這個沖動有了，很多事情就會變得好辦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