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吳長江成為當代商界的標本，三年以兩場內訌驚掉無數眼球。在利益共同體之上，公司內訌的表象是為了爭奪公司的控制權，而歸根結底的理由莫過于戰略差異、理念不合、合作人的氣質不同乃至經濟糾紛。

　　吳長江曾經力戰投資人閻焱，此番卻被大股東王冬雷掃地出門，有意思的是，王冬雷正是2012年年底吳長江為了牽制閻炎而引入的后來者。

　　盡管結局尚未塵埃落定，但從吳長江歷年來的表現來看，他的“失敗”基因生長于他的骨子里，失敗是一個過程，并非僅是這一場戰役的結果，而正在經受這一類失敗陣痛的，也并非吳長江一人，他只不過是和他同年代的企業家的一個縮影而已。

　　這位出生于1965年的重慶男人，和大多數白手起家的60后企業家一樣，經歷了依賴于聰明、勇氣、運氣的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他們在順利獲得仰慕的同時，也染上了不少“嗜好”——譬如沉溺于澳門賭場里跌宕起伏的快感，吳長江澳門豪賭傳聞，絕不能歸結于無傷大雅的私德問題。

　　是的，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批草根企業家代表著一種非理性的市場運營模式和思維，他們算得上是功利的，甚至不擇手段的，更涌動著一種針對商業的病態價值觀。他們擁有不可遏制的投資激情，狂飆突進的擴張沖動，以至于在并不諳熟資本運作規律的情況下，出于個人的剛愎自用，簽下了對于企業吉兇難料的合作條款。

　　最悲劇的是，骨子里對于市場游戲規則的漠然，和在權力斗爭中虎嘯山林的手段，更是注定了這一群草根企業家在日漸規范的商業秩序面前潰不成軍。吳長江常常對2.54%的股權顯示出選擇性遺忘，更曾以“我最愛公司”、“沒有人比我更了解雷士”的道德存在感贏得旁觀者的尊重。恰恰在這一點上，他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盡管輿論在曖昧不明之間默認了“吳長江即雷士”的觀點。但是，上市公司的話語權終究掌握在大股東的手中，有且只有大股東才能厘定利益分配的法則。

　　并且，在與王冬雷的爭斗中，吳長江更表現出了自身難以被接受的情商軟肋，在媒體要求雙方各自評論對方時，吳長江用了這樣判定性的語句：“王冬雷是一個粗人，我瞧不起他。”相形之下，王冬雷針對媒體的說辭顯得理性了許多，更多地用數據、事例來佐證他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