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煤改氣”要充分考慮近期的供應安全和遠期的運行成本。近期供應安全，從各方反應來看，自不待言。遠期來看，除鋼鐵業外，大量“煤改氣”乃是將北方的供熱鍋爐改造成為天然氣鍋爐，意味著未來北方的天然氣供應峰谷差將進一步增大（北京接近20∶1）。由于我國北方取暖季主要集中在冬季，但城市燃氣供應能力必須按照最大用氣需求進行配置，意味著全年大多數時間設備低負荷運行，浪費巨大。而且，在我國儲氣設施、調峰設施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冬季高峰天然氣供應走鋼絲、高成本的態勢，會長期存在。動輒要求工業企業停產檢修，既有違契約精神，又對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構成不利影響。此外，隨著我國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的逐步增加，能源的安全問題愈加嚴重。

　　第二，要充分考慮成本和效益。目前，“煤改氣”采用的辦法還是慣性思維，由政府強勢推進，一方面設定最高煤炭的消費量，另一方面對天然氣采暖、發電等實施補貼。盡管我國環境問題確已到了須用“重典”的歷史關口，但欲速則不達。一則，強令諸多仍運行良好的煤鍋爐、煤電“煤改氣”，本身就是巨大的浪費。二則，強令某個區域內禁止燃煤鍋爐的存在，實際上是某種“鄰避效應”在地方政府行為上的一種表現——污染可以在全國任何一個地方，但不要在我的轄區內。然而，污染是不受任何行政邊界限制的。這就要求我們從一個全局治理角度審視“煤改氣”投入的效用最大化，而不能單純著眼于某個單一區域。

　　各地強力推進“煤改氣”，實際上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表現，并非治霾的長遠之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突出強調了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提出了要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推進天然氣等領域的價格改革，并明確劃定生態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我國治霾，推進“煤改氣”，應按照這一綱領性文件，有所為，有所不為。

　　第三，要充分利用市場規律和價格杠桿來推進“煤改氣”，讓落后產能退出和天然氣替代能夠平穩過渡，而不是一紙關停命令。要建立一套能夠反映天然氣、煤炭等能源產品的供求關系和稀缺程度的價格體系，并將各類能源產品負的外部性納入價格體系予以考慮，考慮其對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和修復效益。

　　第四，要定標準，強監管。政府應通過制定比如天然氣行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包括煤鍋爐（煤電）等用能形式的排放標準，并通過規劃、標準的執行來強化對市場的監管和違法的懲戒機制，以裁判員的角色而非管理者的角色介入市場。

　　第五，要打造交易平臺，利用市場化的方式做好區域協調工作。通過建立跨區域的天然氣交易平臺和碳排放、污染排放交易市場等，優化氣源配置，促進有限的資源流向邊際收益（包括經濟收益、環保收益等）最大的行業和區域。鑒于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將長期居于主導地位，政府應給予傳統能源的高效利用、環保技術與新能源同等優惠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