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錫培接受記者采訪

遠東控股集團創始人蔣錫培2002年當選中共十六大代表,成為第一個純粹以民營企業家身份參會的黨代表

　　口述史第25期

    當時的電纜行業，基本上是國有企業的天下，他們往往只面對大客戶，對很多小客戶不屑一顧，我就緊緊抓住這一部分消費者，努力為他們服務。當時的大廠家老爺作風嚴重，往往等著客戶上門提貨，我就采取“設點經營”的戰略，把銷售部門放到了大型建筑工地等市場的最前沿。機會就這樣來了。

　　———蔣錫培

　　■口述人：蔣錫培

    江蘇宜興人，1963年生。遠東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黨委書記，中共十六大代表。他創辦的遠東四次改制，被理論界稱為典范：從溫州模式到蘇南溫式，從股份制企業到混合所有制，再到民營控股集團。自1990年創立起，遠東在他的領導下，保持了年均40%以上的發展速度，現已發展成為以電線電纜、醫藥、房地產、投資為核心業務的大型民營股份制企業集團，其中電纜業務產銷連續9年位居全行業第一。2002年，蔣錫培成為中共黨代會歷史上第一個純粹以民營企業家身份參會的黨代表。

    從遠東戴“紅帽子”變身鄉鎮集體企業，到摘“紅帽子”搞股份制，接著與國企合作，戴回“紅帽子”搞混合所有制，最后又回歸民營控股集團，這一改制歷程，實際是過去20多年來中國企業改革進程中出現過四次浪潮：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混合所有制經濟）、完善法人治理結構，也是民營企業在過去30年來生存之道的一個縮影。

　　蔣錫培在需要政府支持的時候，公司成為了一個鄉鎮企業，需要國有企業幫助開拓領域的時候，就得到了國有企業的支持，當羽翼豐滿時，又變成了民營公司。有人說蔣是一個很善于和制度做游戲的人，這是在鉆政府的空子。

　　蔣錫培說，當時也沒有想到戴與不戴“紅帽子”的問題，只是想盡快地讓企業走向騰飛之路。什么樣的機制體制，適合于我們企業的發展，我們就應該去積極適應，這樣的環境和機制，我們應該順應這樣一個時代，而且去審時度勢做好自己的事業。

　　他否認自己在建立與政府良好關系的過程中存在某種交易的傾向。“政府和民營企業不是對立的，良好的合作是國家發展的基礎。”當蔣錫培成為十六大黨代表時，他對政府心存感激：“我們從夾縫中生存到披衣戴帽，到走到政治舞臺前面，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政府給了我環境，我給政府更多回報。”

　　落榜后以修鐘表起家

　　不到一年就賺了五萬，但后來做鐘表發條，把原先賺的二三十萬元賠了之后，還虧了五六十萬

　　我的事業是從修鐘表開始的。當時，我的理想就是掙5萬元，娶一個賢惠的媳婦，讓父母和家人過上好的日子，沒想到這個理想很快就實現了。

　　1981年，高考落榜后，我追隨二哥到杭州學習鐘表修理。我在百貨公司門口，租一個店面，不到一年就賺了五萬。當時浙江的寧波、溫州有很多家庭小作坊，我受到了啟發，加上有幾個朋友在浙江的廠里當高管，自己也想搞點個體經營，1985年就回到了老家宜興。

　　剛開始想跑運輸，這個簡單，買個車子，招個駕駛員，找個婦女賣票就可以了。但當時買車很困難，沒有一兩年是買不到的，第二駕駛員也不好找，當時會開車的人少，這個職業是很熱門的。后來想做模具工廠，這個比較現代化，但那個時候要買進口的切割設備、做模具的裝備，也不是這么簡單，另外宜興這里沒有相應的配套企業。真正后來想到做手表零部件是第三個商業規劃。這個行業我畢竟熟。

　　那時我們家的房子夠大，兄弟之間都有幾間樓房，就搞了家庭作坊，沒有找政府，也就是“溫州模式”。那時候政府也沒什么幫助，不能幫你解決什么問題，我沒有要地，也沒有要錢，當然也不能跟他（政府）要。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當時的狀態也就是“自生自滅”。有條件的你就辦，政府也就是口頭上支持你，也不能有什么實質性的幫助，銀行貸款也好，稅收規費也好，用電用水也不會給什么優惠政策。

　　剛開始我們做電風扇里的定時器，對產品的要求相對沒有那么精密，定時器定一個小時，開了一小時零五分鐘也沒有關系。后來做鐘表發條，把原先賺的二三十萬元賠了之后，還虧了五六十萬。

　　虧本的原因，一是我們的產品質量。鐘表發條是非常精密的零部件，要求非常之高。這些用戶基本都是國有企業，我是私有企業，在他們需求大，找不到配套產品的時候，好不容易才和他們建立聯系。一開始我們做得還可以，后來產品質量不好，人家就退貨，業務關系就中斷了。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前道供應商出了問題，把二等質量的原材料給了我們，我們不可能經過簡單加工之后改變其內在的質量。這個主要是本來原材料緊張，皇帝的女兒不愁嫁。當時我們也缺乏相應的全面的檢測儀器。

　　轉行賣電纜迅速躥紅

　　當時整個江浙一帶儼然一個大工地，電纜市場供不應求，國企對很多小客戶不屑一顧，我就緊緊抓住這一部分消費者

　　前一次辦廠賠得精光，偶然地聽到大哥提供的一個信息，馬上又找到幾個朋友一道做起了電纜經銷部，把浙江、安徽、江蘇的產品拿到上海去賣，是非常好的了。

　　為什么好？1988年時產品是供不應求的，后來就需要上門推銷了。當時賣電纜，一般都是通過機電公司、五交化公司等中介，把商品賣給用戶，不是廠家直接和用戶見面，而都要通過這個環節。我們發現這就隔了一層，中間價格就加了20%—30%，甚至35%.

　　他們都是國有企業，要有復雜的審批和一定路子，才幫你賣。盡管我們給出了很好的條件，銷售完后才給錢，不銷完不給錢，它（機電公司）完全沒有風險，但它不愿意。后來我們覺得，與其你不理不睬，不愿意銷售我們的產品，就在一氣之下，在它的隔壁，專賣電纜產品。結果我們生意特別好。當時我們也通報報紙、電視宣傳，服務也做得特別好。這一點做得比較超前。兩年就賺回了上百萬。

　　1990年，新來的鄉黨委書記來到宜興范道，希望改變貧困的面貌。當時我們范道一直是無錫市的財政薄弱鄉鎮，教師、機關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