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溫州八大王分別是“線圈大王”鄭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電器大王”鄭元忠和“舊貨大王”王邁仟。此7人加上胡金林，合稱溫州“八大王”，而除了胡金林和劉大源外，“八大王”中另外6人都沒有跑掉，這樣柳市鎮最有代表性的8個個體經營專業戶，均以投機倒把罪被判刑或進學習班，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八大王事件”。

　　1985年3月22日，以為自己必死無疑的胡金林結束了66天的牢獄之災。溫州人在上世紀80年代一直害怕的春天“一號文件”這次戲劇性的救了“五金大王”胡金林。 “八大王”平反，不僅僅意味著幾個普通的溫州商人絕境逢生。更意味著，以他們為代表的敢想敢干、不等不靠、對財富執著以求的溫州商業基因，也在浩劫后得以延續，其后聚集而起的溫州模式成為中國商業文明進程中活力的代表。

　　憂傷的年代

　　1982年，改革開放的第4個年頭，乍暖還寒。

　　在當年的1月11日和4月13日，國務院兩次發文：“對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都要鐵面無私，執法如山，不允許有絲毫例外，更不允許有任何人袒護、說情、包庇，如有違反，一律要追究責任�！�

　　隨著計劃經濟的堅冰逐漸松動，財富意識蘇醒于商業文明自古發達的溫州，是一種必然。當時的溫州樂清縣柳市鎮，是個體經濟最活躍的地方，鎮上幾乎每家都有生意做，跑銷售的，做電器的，從上海和其他地方前來進貨的人幾乎都云集到這里，使得本身就不寬的街道擁擠不堪。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樂清的電器業迅速發展，到1981年年底，柳市鎮的大小電器企業就有300余家。而柳市鎮第一批做電器元件生意的胡金林，在1981年的營業額已有120萬元，是遠近聞名的大老板了，他生產出來的產品也都是賣給上海、寧波一帶的國營企業，號稱“五金大王”�！　�

　　而這次全國性打擊嚴重經濟犯罪的斗爭，浙江省將溫州作為重點，而溫州將樂清作為重點，樂清又將柳市作為重點，而處于風口浪尖的柳市個體戶，逃的逃，被捕的被捕，七零八落。

　　1982年7月中旬的一天，得到消息的胡金林在警察抓捕之前，帶上事先準備好的500公斤糧票，2000元現金和相關證件，跟妻子都沒打招呼，神不知鬼不覺地溜出柳市鎮。兩個月后，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國通緝，罪名是“投機倒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他從上海、北京流竄到東北，甚至在當年土匪猖獗、著名小說《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夾皮溝躲了很長一段時間，一躲就是兩年多。

　　1985年1月15日，當他抱著僥幸的心理潛回家中，當夜就被警方控制。第二天，樂清縣廣播站報道，“全國經濟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獲歸案”。

　　與他同時遭此命運的還有7個柳市工商戶，分別是“線圈大王”鄭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電器大王”鄭元忠和“舊貨大王”王邁仟。此7人加上胡金林，合稱溫州“八大王”，而除了胡金林和劉大源外，“八大王”中另外6人都沒有跑掉，這樣柳市鎮最有代表性的8個個體經營專業戶，均以投機倒把罪被判刑或進學習班，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八大王事件”。

　　溫州“八大王事件”，成為“殺氣騰騰”的1982年擺在溫州人面前的沉重榜樣，經濟整頓攪動得大半個溫州城噤若寒蟬，個體戶與私營老板，人人提心吊膽，無不擔心“八大王”的悲劇在自己身上上演。

　　在此后的兩年多時間里，“八大王事件”一直猶如一塊烏云籠罩在溫州甚至浙江上空，溫州市工業在1980年增速為31.5%，到1982年卻下滑到-1.7%，其后3年一直徘徊不前。

　　“八大王事件”僅僅是1982年經濟整肅運動的冰山一角，到這一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判刑近3萬人，結案8.6萬件，追繳貨款3.2億元。

　　而現在看來，這8人當時的生意規模都不大，其中最大的也就是胡金林，年營業額也就在百萬元左右。其余幾個人也就是在眾多萬元戶當中具有代表性，“八大王”也就是8個冒尖戶，但這幾個人都被列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并成為全國的打擊對象。

　　“溫州‘八大王’當時所面臨的遭遇很契合上世紀80年代的商業環境，在商業局勢并不明朗的當時，一群迫于生計的溫州人，在意識形態的縫隙中，他們在努力地并艱難地尋找商業火種。”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在其新書《溫州樣本》里這樣描述。

　　[$page]　　他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作為一個溫州發展歷史中重要的典型事件，“八大王事件”反映了溫州發展的跌宕起伏，同時，也戲劇性地展現或者擴大了國家政策在歷史的反復中對私營經濟的鼓勵與打壓，也反映了溫州商人當時從商環境的惡劣。而在變革的中國商業歷史中，似乎沒有一個地方像溫州一樣常年處于市場經濟的實驗室中，而每場風雨的開始和末端都有可能席卷這里。

　　“倒爺”翻身

　　胡金林被關押后，一直關在重刑犯單間里，此時他已經徹底絕望，并做好了判重刑乃至槍斃的準備。但命運卻因1984年春天中央的又一個一號文件得到轉變。

　　“八大王”鋃鐺入獄，也就是因為1982年國家打擊嚴重經濟犯罪時發的一號文件，而文件標題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

　　而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提出，鼓勵農民向各種企業投資入股，興辦各種企業，國家要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當時被浙江省派往溫州處理“八大王事件”的是時任溫州市市委書記袁芳烈，袁芳烈面對整頓私營經濟給整個溫州經濟帶來的負面作用不得不反思。有著政治智慧的袁芳烈，終于在1984年抓住中央一號文件的機會，為“八大王”翻案。

　　中央一號文件下達后，袁芳烈就“八大王”的全部案件進行認真復查，通過法律途徑，鄭重宣布對在押人員無罪釋放，最后的結論是：除一些輕微的偷漏稅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

　　就這樣，被關押了66天的胡金林在1985年3月22日這一天走出了牢房。

　　而比他關押更長的“電器大王”鄭元忠，在關押了186天后才得到了人生的一次大赦——無罪釋放。

　　“八大王”平反后，收繳的財物從國庫中撥出，如數歸還，并以英雄般的方式被請回家。

　　后有媒體報道，當過了十幾年后，從浙江高院院長位上離任的袁芳烈還專門回到溫州，特意安排了3個小時與昔日的溫州“八大王”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