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20年發展，中國已然是世界工廠、全球制造業大國。據中國工業與信息化部的統計，2013年中國工業占GDP的37%，提供全國25%的就業崗位。在500余種工業產品中，水泥、發電設備、手機、計算機、彩電占全球產量的50%以上，有220多種產量居世界第一。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的比例約為20%。

然而，面對工業4.0和工業互聯網的新工業革命大潮，中國是否會喪失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在辛辛那提大學教授李杰看來，雖然目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但卻“沒有真正掌握制造”。“大多數中國工廠并沒有掌握制造的核心材料、設備，以及工藝，他們仍然停留在組裝加工的階段，缺乏原創技術、缺乏創新。”李杰說。

總體來說，中國制造仍然徘徊在價值鏈的底端。絕大多數工廠還處于勞動密集的“規模化流水線”的工業2.0時代，尚未踏入大規模自動化生產的工業3.0時代。“富士康在中國數十萬人聚集的代工廠似乎可以被視為當前中國制造業主要形態的縮影。” 德勤中國制造業主管合伙人董偉龍說，他對富士康綿延數公里的工廠廠房印象深刻。

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升給中國制造業發展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據統計，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力的工資正以每年10%-20%的速度遞增，“民工荒”的問題持續存在。在工廠向中國內地遷建的同時，相當一部分高度依賴勞動密集生產的外資企業，乃至一些中國本土企業，也在將工廠遷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如果說中國可以憑借低勞動力成本用20年時間趕上美國，很難說是否會出現下一個依靠低成本崛起的‘中國’。”董偉龍說。

與此同時，讓制造業重返歐美本土的呼聲此起彼伏。盡管相當一部分業內人士認為“制造業回流”更多是西方政治家們在經濟危機困擾下的“一廂情愿”，“回流”目前尚未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但毋庸置疑，中國過度依靠低成本的競爭方式已經走到了可持續發展的盡頭。“中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制造業升級的十字路口。”董偉龍表示。

智能制造被視為制造業轉型的出路，但在2014年德勤發布的《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 中國制造與應用企業調查》報告結果卻并不樂觀。雖然在受訪企業中超過七成認為開發智能制造能力非常重要，但截至2012年中國制造企業智能設備的應用比例仍低于30%，而在尚未使用智能設備的企業中，超過一半企業仍對引入智能設備持觀望態度。引入智能設備的最大障礙是人力成本仍然相對低廉，同時企業內部缺乏相應配套、智能設備前期投資過高等也是束縛因素。一些企業管理者甚至感嘆，對于智能化升級“現在升級現在死，現在不升將來死。”

持續上升的勞動力成本看起來的確會讓長期依靠低成本贏得競爭力的中國制造業陷入“死局”。然而，如果換一個角度看，情況并非如此。

“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另一面是人們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帶來市場需求增大，另一方面促進人們創新能力的提升，從而加速制造業轉型。”董偉龍說。更為重要的是，由人們生活水平提升帶來的互聯網經濟的高速發展，可能會成為加速推動下一輪中國工業轉型的巨大引擎。

2014年7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的《中國的數字化轉型：互聯網對生產力與增長的影響》報告中指出：擁有6.32億網民、7億臺智能終端的中國正在從消費者主導型的互聯網轉變為企業主導型的互聯網。

麥肯錫的上述報告指出，2013年中國互聯網經濟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美國和德國。預計2013年至2025年間，互聯網將幫助中國提升GDP增長率0.3-1.0個百分點，意味著未來十幾年中，互聯網將有可能在中國GDP增長總量中貢獻7%到22%。互聯網不僅可以成為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的新引擎之一，更加重要的是，它還將改變經濟增長的模式。

事實上，無論是工業4.0，還是工業互聯網，“互聯網”都是推動這一輪工業革命的核心要素，與此同時，互聯網的發展必將帶動軟件業的發展—— 軟件和互聯網的發展是下一場工業革命推進的原動力。正因為如此，伴隨互聯網、軟件與工業的融合，在可預計的未來，中國的工業仍將保持活力，空間廣闊。如果加上本地市場的巨大需求，保持開放、創新心態，中國制造業大國的地位非但不會動搖，而且有可能進一步向制造業強國發展。

然而，對于不同的中國企業來說，由互聯網引導的新工業革命既可能意味著巨大的機遇，也可能是生死攸關的挑戰。他們必須改變傳統制造方式，提高生產效率，建立專業、高效的智能制造工廠；亦或做無工廠制造，把資源聚焦到產品的前端創新研發和后端用戶服務。

一批具有互聯網基因和思維創新的制造企業已經開始行動，這一次他們沒有太多國外成熟的經驗和模式可以直接“拷貝、復制”，但他們企圖用互聯網思維的創新顛覆中國的傳統制造方式，甚至重建行業規則。

深圳鼠標、鍵盤生產商雷柏科技在智能制造領域走在了前沿。走進雷柏科技的智能工廠，參觀者會發現這是一支由六七百名工人和上百臺機器人協同作戰的“特種部隊”，工人主要負責監督、協助，機器完成枯燥、重復的主要工作。精心規劃的廠房讓所有生產在一座工廠內完成，覆蓋從原料注塑到最終包裝十多個環節的全生產鏈。這里每年生產數百個種類、數千萬件產品。

2002年成立的雷柏曾是一家鼠標、鍵盤的代加工企業。2007年開始做自主品牌，目前雷柏是中國第一大無線鍵盤、鼠標生產商。在2009年沒有引入機器人以前，雷柏工廠的最高用工人數曾達到2,500人。“我們并非簡單地用機器人替代人工，而是為整個工廠建立一整套虛擬的系統平臺，每個機器人都有量身定制的軟件——可以靈活調整從事不同工作。”雷柏科技負責制造的副總經理鄧邱偉說。

雷柏科技的智能機器人工廠汲取德國和日本制造的特點，實現高效率的柔性生產。

與西門子大規模的柔性生產線不同，雷柏科技實現柔性生產的方式汲取了歐洲和日本方式各自的特長：對于需要大批量供貨的產品，雷柏采用更高效的自動化產線；而對于小批量的訂單，雷柏則采納日本小量、多樣的小組式生產方式。

雷柏的智能工廠和機器人應用可以被視為中國電子行業利用機器人進行規模化組裝的突破。全球來看，目前機器人的主要應用仍然停留在汽車、電器等領域的搬運、焊接、噴涂等方面，而在中國南方，大量勞動力密集的工廠最為需要替代的是機器人的組裝能力。2013年，雷柏科技將自己成熟的機器人智能工廠模式作為獨立的業務對外提供服務。“企業選擇投入制造的首要考慮是投資回報，通常我們的投資回報期設定在3-5年。” 鄧邱偉說。

目前，雷柏機器人已經發展了數十家客戶，包括做手機、導航儀、遙控器等設備的廠商，規模通常在年收入7億至50億之間。“的確，敢于邁出這一步的企業家都是有一定戰略眼光的行業先鋒。”鄧邱偉說。

2010年成立的小米公司則被視為“無制造”的中國制造業企業的成功典范，其主打產品小米手機蜚聲海外，甚至被視為蘋果、三星的最大潛在威脅。從2011年僅30萬臺的市場銷售，到2013年小米手機的銷量已經飆升到1,870萬臺，其2014年的目標是5,000萬到6,000萬臺。小米創始人雷軍曾是一位在互聯網和軟件領域赫赫有名的管理者和天使投資人。在小米公司投資人晨興創投的劉芹看來，小米用包括軟件、硬件和應用生態的整體方法，創造全新用戶體驗的同時，也顛覆了中國制造業公司的傳統做法。

即便對于工業4.0時代人們期待的規模化個性定制的商業模式，在中國也已經有了開花結果的案例—— 專注定制家具的廣州尚品宅配就在家具領域實現了“工業4.0”。與傳統家具生產商不同，尚品宅配通過互聯網和線下門店渠道與客戶對接，根據客戶空間的實際狀況和需求喜好，為其提供不同顏色、不同風格、根據空間定制的復合板材家具。“將家具制造業升級為家具服務業，這是尚品宅配與其他家具企業最大的不同之處。”尚品宅配創始人李連柱說，他在2004年創建尚品宅配以前，曾創辦中國第一家家具、裝修軟件公司和一個家具、裝修設計網站。

尚品宅配創始人李連柱。

尚品宅配的家具制造徹底顛覆了傳統廠商的生產方式。由于采用定制化的柔性生產技術，尚品宅配的日生產能力提高了6-8倍，材料利用率從70%提高到90%以上，出錯率從30%下降到10%，交貨周期從30天縮短到7天。通過數碼化流程管理，消費者在下單之后才生產，庫存為零，年資金周轉率提升到10次以上。在尚品宅配，大數據的優勢充分發揮。他們集合了全國重點城市約2,000家樓盤的10萬個房型的數據，因此客戶的“定制效率”極大提升。“我們很早就選擇了擁抱互聯網、擁抱信息技術。”李連柱認為這是尚品宅配成功的秘訣。

工業互聯網在中國的實踐可能從新能源領域開啟。成立僅7年的遠景能源是一家風機制造公司，目前在競爭激勵的風機制造領域名列前茅，今年將成為中國最大的海上風機供應商。不過遠景能源早已超越制造，以智能風機為切入點，轉型為一家能源互聯網公司。

“全球有數萬億美元的能源資產，每年產生數千億美元的電量價值，如果我們能像遠景在風能領域那樣，將設備和系統變得更智能，提升20%的發電量，那么能源行業一年就是數百億美元的額外價值創造。”遠景能源創始人張雷說。目前遠景管理著包括北美、歐洲、中國等在內的超過1,000萬千瓦的全球新能源資產，其中包括美國最大新能源公司伯頓能源（Pattern Energy）的數百萬千瓦風電和光伏資產，可以說是現今全球最大的智慧能源資產管理服務公司。

互聯網和制造業創新力量的發展并非讓中國傳統制造企業無動于衷。以家電領域為例，65歲的海爾集團CEO張瑞敏提出“在互聯網時代重構海爾”，積極倡導讓用戶參與到產品設計中的互聯網思維，并與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達成戰略合作；美的集團今年宣布未來5年投資150億元實現由傳統家電制造商向“智慧家電創造商”的戰略轉變；即便是對“互聯網顛覆”有些不屑一顧的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也不否認互聯網對于制造業的重要性，她早已把互聯網技術應用到商用空調領域服務，實現了對客戶產品的實時監控。

在李杰看來，工業4.0是中國制造業轉型的契機。“雖然德國最先提出工業4.0，但其應用市場有限，我認為工業4.0真正能夠成功的市場在中國。”李杰說。“從競爭的角度來看，我們從不把中國視為對手，”魯思沃說，“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機器設備市場，我們完全可以很好地合作，共同開發其中的價值。”

2013年，西門子在中國的首座數字化工廠在成都建成投產，它是德國安貝格工廠的姊妹工廠。“除了地點和產能外，成都工廠是安貝格工廠的完全復制版—— 在工廠規劃、流程、工藝和質量標準體系完全一致，并在信息數據方面與安貝格工廠互通共享。”西門子成都工廠總經理柏大山介紹說，未來成都工廠的規模可能與安貝格工廠相當。

GE也在中國建立了與加州工業互聯網全球研發中心對接的中國軟件卓越中心。“我們主要服務中國客戶，從平臺到工業互聯網的應用、數據分析我們都可以開發，”胡曉說，“未來的IT已經不再是一個支持部門、成本消耗部門，而是創造價值的部門。它可以理解我的數據、可視化我的數據、分析我的數據，提取關鍵數據對我關鍵決策起到指導作用。”在智能航空的應用方面，GE已經與國內某大型航空公司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他們還在與中國大型醫院合作，通過對病人各種檢查的大數據分析，來挖掘潛在價值。

“強大制造業的定義正在發生改變，現在決勝的因素變成了軟件、服務及其他相關活動，這對中國非常有利，因為中國具備這些因素，”賀普曼認為，“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都應有一個很好的制造業作為根基，一個失去制造業的發達國家很難僅僅依靠服務再度真正強大起來，因為國家必須能夠創造真正的價值才能強大。”

毋庸置疑，中國制造在迎接新制造革命到來的過程中必定會歷經重整、洗牌，乃至暫時的停滯，甚至衰退，但如果中國企業足夠開放、敢于創新，也許再過10年、20年，漢諾威工業展上展現的未來制造的“機器對話”便會在中國遍地開花，擁有廣闊制造業基礎和潛在消費市場的中國將成為這場制造業革命的主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