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鋼鐵行業為例

周家琮

不當成企業來辦的國有鋼鐵企業

李榮融先生還是國資委主任時說過：企業能不能搞好與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遵循企業發展規律，國有企業一定搞好。但現行國有企業的體制，恰恰就不可能真正遵循辦企業的規律行事。在這一輪盲目擴張導致的產能過剩中，國有鋼鐵企業扮演了主角，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國有企業的領導，本質上并非商人而是官員。其政治地位和企業規模密切相關，追求規模擴張是其政治本能。地方國企更缺乏市場主體地位，必須聽命于地方政府的擴張指令。不少省市鋼鐵企業的頭頭，也因擴張有功而得以升遷。在企業核心的產權問題上，國有企業的負責人，既非企業產權所有者，上面也缺乏明確負責、具體授權的產權所有者代表。像官員一樣實行任期制，正如孟子所云茍無恒產亦無恒心。在急功近利和規避風險、著眼長遠之間，他們的抉擇大多必然向前者傾斜。短期擴張政績唾手可得，賭贏了名利雙收，即使未來虧損，扭虧償債的難題，多半已經是后繼者的噩夢。國企的體制之弊，正是鋼鐵產能過剩的直接原因。虧損在央企名列前茅的中冶，在鋼鐵大躍進時，對內為項目墊資建設，對外盲目收購礦產資源，如今陷入虧損和債務困境難以自拔，正是當今體制下有些國企不遵循企業發展規律的典型。

脫離實際的鋼鐵產業政策

政府制定產業政策，是日本人的發明。對比美日兩國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的表現，不少日本人也承認，日本特色的產業政策，其實乏善可陳弊病叢生。不但誤導了行業的發展方向，也成了產能擴張的重要借口和推手。

中國版的鋼鐵產業政策，完全以日本鋼鐵業為藍本。制定者認定中日鋼鐵工業的差距是：一曰集中度低，所以大企業要擴張、中小企業要關停，鼓勵收購兼并；二曰布局不合理，日本鋼鐵企業都在沿海，中國有相當部分在內地，所以要在海邊新建，關停內地企業；三曰規模小，小企業要淘汰；四曰部分產能技術落后，必須升級或淘汰。核心是這幾條，其余基本是空話套話。其后出臺的產業振興規劃，也大抵是這套說辭。但該產業政策制定者不明白或不承認：中日兩國鋼鐵工業所處的環境、所面對的市場、所經過的發展歷程，都存在巨大差異。

日本鋼鐵產品的用戶企業相當集中，由于物流成本低廉，幾乎不存在鋼鐵區域市場，少數大型鋼鐵企業就可以集中覆蓋全國市場。日本鋼鐵工業主要面向汽車、造船等機械制造業，品種以適宜大規模生產的板材為主。日本鋼鐵工業集中度高、企業規模大，經濟上自然合理。而且日本鋼鐵工業主要原燃料幾乎全部進口，工廠自然在沿海布局。但中國幅員遼闊，不菲的物流成本落差，造成了若干價格不同的鋼鐵區域市場。中國鋼鐵市場中，建筑鋼材又占了半壁江山。建筑鋼材的市場相當分散，如果鋼鐵企業過于集中，勢必由少數企業面向遼闊而分散的市場，市場半徑過大，物流成本過高，必定很不經濟。建筑鋼材不但技術上不適合大規模生產，而且在特定區域市場內，建筑鋼材每每需求不多市場容量有限，當地如果既有鋼鐵原燃料資源，其它要素成本也很低廉，在鋼材輸入和輸出都不經濟的環境下，建設僅滿足區域市場需求的中小規模鋼廠，自然成為不二之選。我國有不少中小鋼鐵企業，競爭優勢并不在大型企業之下，對鋼鐵產業政策片面追求集中度和大規模，提供了有力反證。

中國版的鋼鐵產業政策最為荒唐之處，在于制訂“淘汰落后”標準時的致命自負。對鋼鐵企業的高爐、轉爐、軋機等，皆按大小判定落后先進，小于規定的必須淘汰。雖然隨著工業技術進步，在適宜的領域，有裝備大型化的趨勢。但絕不等于可以無視合理結構、不問具體需要，統統越大越好、小的必須淘汰。機床、汽車、輪船，莫不如此。鋼鐵企業規模如果不大，又以生產建筑鋼材為主，使用當地廉價但品位不高的煤鐵資源，中型冶金裝備才是最佳選擇。不少中小型冶金設備的技術經濟指標和產品成本，優于大型設備的事實，即為明證。相反不少大型鋼鐵企業裝備雖然大型先進，如今照樣虧損嚴重。建筑鋼材斷面小，用中型高爐和轉爐生產小方坯，再用中小軋機軋制，是最經濟的選擇。但在荒唐產業政策的指揮棒下，不少本來用中小裝備生產建筑鋼材的企業，盲目拆小建大，浪費了投資、增加了成本，弄巧成拙教訓沉重。而盲目跟風，建世界最大的爐子，用全球最先進的設備，卻效益很差淪為笑柄的案例，亦歷歷可數。曹妃甸項目，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荒唐的產業政策支持下，大企業或原地增產擴能，或“二次創業”再鋪新攤。中小企業借“淘汰落后”之機，建大爐子大軋機，產能同樣迅速擴張。不少原來生產建筑鋼材的企業，也躋身“先進產能”行列生產板材，造成板材產能嚴重過剩。兼并收購本是企業間的市場行為，但若干地方政府和企業，在提高行業集中度擴大企業規模的號召下，不按市場規律搞收購兼并，亂象叢生。既有虧損企業兼并贏利企業的鬧劇，也有因收購背上沉重包袱的教訓，甚至還發生了因收購矛盾導致的血案。政府往往以建設新項目，作為支持收購的籌碼。收購方則以“建設精品基地”為名，為鋪新攤子擴張產能覓得借口和空間。被收購方因虧損本來難以為繼的產能，也借機得以茍延殘喘。近年鋼鐵企業收購兼并，迄今幾無成功案例，推動產能擴張也許是唯一的貢獻。

如何治本？

嚴重過剩的產能，已經使鋼鐵行業整體陷入困境。鋼鐵工業產業鏈長、輻射面廣、資本和勞動密集的特點，使其退出市場的代價巨大無比艱難，因此數年來產能不但未曾減少反而繼續增加。同時虧損持續蔓延，債務危機開始凸顯，86家大中型鋼鐵企業負債三萬億，今年上半年盈利僅22億。相當一部分企業實際已成為僵尸企業，以自身投資收益來償還債務，對多數企業而言已永不可能。和鋼鐵行業同病相憐的還大有人在，諸多行業因產能過剩陷入困境，已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嚴重挑戰。中國企業債務對運營現金流的倍數遠超出健康范圍；企業凈負債達到利潤的數十倍。尚德的違約和破產，不過是浮出水面的一角冰山。但這一嚴峻局面似未得到足夠重視，迄今為止，政府、企業、銀行等相關方面，只是在竭力維持盡量拖延，但求泡沫不致立即破裂。治理產能過剩，避免因此釀成經濟危機的前提，是認清中國特色產能過剩的原因，方能制定出切實有效的措施，并防止過剩再度發生。要敢于承認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在于體制之弊，承認產能過剩的危機，要痛切反省此前的高速增長，是不是透支了市場、環境和資源？要深刻檢討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激勵和約束；扭轉盲目追求增長、過多干預介入經濟活動的政府行為。要決心從根本的產權制度入手，改革國有企業。讓國企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按辦企業的理念和規律經營、投資，而不是滿足于聽命于政府和上級。要從政府改革入手，使官員不再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批評、以為自己比市場高明。

可以欣喜地看到，新一屆政府已宣示不盲目追求速度，不重蹈刺激、放水的覆轍。值此經濟改革重新上路之際，對“產能過剩”這類經濟痼疾發生的體制根源，認真檢討吸取教訓，絕不是一項無足輕重的功課。若沿襲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辦法,甚至認為經濟增速下滑無關體制機制、乃外部原因所致,產能過剩不但得不到有效治理，一有機會還可能繼續蔓延變本加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