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一個多月時間里，新興市場股票基金資金流出的規模已經超過了去年全年。受其影響，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波動幅度明顯加劇。是什么因素導致新興市場上演年初震蕩波，中國經濟能否獨善其身？

歲末年初，以“脆弱五國”（“Ｆｒａｇｉｌｅ Ｆｉｖｅ”，巴西、南非、印度、土耳其和印尼）為代表，新興市場繼去年夏天美聯儲表達削減ＱＥ意向以來遭受了又一輪沖擊：外資撤離、匯率下跌、股票和債券市場遭受重創，備受市場關注。

在瑞信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看來，三大要素導致當前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市場震蕩。

多因素引發震蕩波

“首先是美聯儲開始試圖收縮銀根，資金流向逆轉；其次中國經濟進入調整，需求有所萎縮；第三是美元的走強，拖累了商品價格的走勢。”陶冬認為，以上三大要素出現共振，令部分新興經濟體的基本面迅速惡化，導致資金出走，匯率貶值，通脹壓力加劇。而央行的被迫加息進一步刺激了資金的外逃，以致債務違約風險驟增，股市、債市一起下挫，金融系統性風險乍現。

事實上，與去年５月份的那輪震蕩相比，本輪震蕩具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面對來自發達經濟體的外需滑坡，新興經濟體普遍不愿坐視匯率升值、也沒有魄力推動結構性改革，而是借海外資本大規模涌入推動國內信貸的擴張來飲鴆止渴。如今，短暫繁榮之后，國內債務負擔堆積、資產價格高企，加杠桿的邊際效果已經遞減。美聯儲開啟削減ＱＥ、美國利率趨于上行將不可避免地動搖過去幾年間新興經濟體增長的根基。”瑞銀證券特約首席經濟學家汪濤指出。

部分成員風險上升

觀察人士普遍認為，目前新興市場金融震蕩或許只是開始，不排除一些國家由市場陣痛向經濟危機方向轉化。其中低儲蓄、低儲備、高外債的國家將極可能爆發更多風險。

“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放緩，面臨的風險在上升。”中國人民銀行在其最新發布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由于外部需求疲弱、美國貨幣政策帶來的金融市場壓力及部分新興經濟體自身等因素影響，去年以來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國際收支惡化，外匯儲備減少，財政和債務狀況嚴峻，經濟增長放緩。在內外因素作用下，個別基本面較弱、經常賬戶赤字的經濟體更容易受到影響。

瑞銀的研究團隊認為，一些低儲蓄率、低外匯儲備和高外債的國家，面臨的沖擊將更大。相比較而言，經濟學家認為，由于中國具有“高儲蓄、高儲備、低外債”組合特點，客觀上在新興市場外圍形成了一道風險擴延的防火墻。

數據顯示，中國連續多年保持經常賬戶順差，同時外匯儲備達３．８萬億美元，居全球首位。在熱錢流出新興市場國家的大背景下，最近半年我國外匯占款數據依然高增，顯示出中國依然是跨境資本大量涌入的目的地國。

對中國沖擊不容小覷

經濟學家認為，盡管中國經濟具有地域市場動蕩的天然優勢，但新興市場的陣痛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依然不可小覷。

在汪濤看來，流動性波動、出口惡化是新興市場震蕩波可能會沖擊到中國的三個途徑。汪濤認為，去年四季度跨境資金涌入國內的勢頭有所緩解，如果央行未能及時有效地調整流動性管理，那么在外匯占款可能收縮、年初信貸投放沖動等多重因素的疊加下，國內流動性環境恐怕難免波動加劇。

此外，盡管新興經濟體占中國出口額和出口增加值的比重不到２０％，但新興經濟體需求下滑也將拖累中國出口勢頭。

汪濤認為，當前新興經濟體匯率不斷下挫，而相比之下人民幣對美元仍穩步升值，這導致人民幣相對一籃子貿易伙伴的有效匯率持續攀升。

為應對市場震蕩，加息已成為一些新興經濟體的政策首選，如印度、土耳其等國家已經開始加息。但專家認為，加息或對本已疲弱的經濟增長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并非治本之策。

“要想防范這種全球化的具有傳染效益的市場波動，單單依靠貨幣政策的松緊，只會以一種矛盾掩蓋另一種矛盾。”Ｇ２０與新興國家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張其佐認為，要想防范風險的根本發生，只有通過兩種方式，一是推進改革，二是推進技術進步，從根本上筑起防范風險的防火墻。

“要通過推進改革，改變以往依靠大量發行貨幣刺激經濟發展的模式，轉向為依靠真實內需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同時要加快技術創新步伐，在全球范圍率先實現新技術的突破。”張其佐說。

在具體政策路徑上，汪濤建議，央行應避免有效匯率的過快升值，開放資本賬戶的步伐也應更加謹慎，必要時要加大匯率波動彈性以抵消外匯跨境資金的波動。 (據新華社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