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當吉利準備收購沃爾沃之時，前后花了三年時間才跑完各部委，完成全套審批程序。其間，工業和信息化部（下稱工信部）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稱發改委）意見不一。工信部曾經專門組織研討會分享吉利的國際化經驗，發改委則因時任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對收購有異議遲遲不表態，幾致收購流產。

2014年3月24日，國務院發布的一份重要文件，有望終結類似現象，將并購的決定權還給企業。

這份文件的全稱為《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優化企業兼并重組市場環境的意見》（下稱《意見》）。盡管《意見》還只是原則規定，但其中諸如取消上市公司并購重組前置審批、放開優先股等內容仍引起市場普遍關注。

《意見》發布當天，滬指即上漲1%。股市以大漲顯示對未來改革的期待。

《意見》改革力度之大引人注目，并不止于為上市公司松綁，給各部門部署的下一步工作要求也相當明確，幾乎都有具體指向。

比如，取消對公司并購重組及各類資產轉讓行為的前置審批，代之以加強事后監管；以及取消部門之間互為前提的審批，代之以并聯式的審批，旨在為企業構建一個更自主、寬松的市場環境。

再比如，要求財政部修訂完善企業所得稅和土地增值稅政策，這是試圖從稅法上解決過去多年來制約國內跨地區并購的政策障礙——出于保住GDP和稅收的考慮，地方政府往往不愿意本地企業被外地企業或中央企業收購。此外，如人社部承諾將從失業保險基金出資設立穩定崗位補貼，以鼓勵企業在兼并重組時穩定員工隊伍；國土資源部將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對于退回或置換工業用地的企業支付土地補償費以用于企業安置職工、償還債務等。

《意見》在此時出臺，有很迫切的理由。

過去十年，中國在鋼鐵、水泥等行業累積了遠超市場需要的產能，新一屆政府希望通過兼并重組來壓縮部分產能。但和以往不同，這份新出臺的文件沒有在具體行業提出具體的壓縮目標，而是從機制與體制上著手，取消各種事前審批，解除稅收束縛，加強補貼來讓企業能夠更自主、更方便地實施并購或資產處置。

重塑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新一屆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改革目標。這意味著政府要退后一步，官員要讓出手中的權力，慣性和利益巨大，操作不易。這份文件是朝向市場化方向一個相當有力和務實的推進。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文件由工信部牽頭來制定，此前由12部委組織的企業兼并重組工作部際協調小組也由工信部牽頭，而不是有“小國務院”之稱的發改委。

在各類并購重組和重大項目投資問題上，過去發改委一直是核心的審核部門。為了能夠拿到批文或路條，再牛氣的企業領導人和地方大員也不得不在發改委各科室門口排隊等候。

這使得外界增加了對工信部在新一輪改革中角色的期待。上述為并購松綁的改革，都需要各部委進一步出臺細則予以明確，作為部際協調小組的牽頭部委，工信部仍有督促之責。

自四年前苗圩接任工信部部長至今，工信部一直給予外界開放、改革而務實的印象。工信部在電信領域放開虛擬運營商，引入競爭；同時在對微信的監管上堅持審慎的原則； 為互聯網電視打開方便之門，發放4G牌照，鼓勵創新。現在，關于汽車行業是否應該放開50∶50對外合資比例限制爭論又起，新能源汽車領域如何沖破地方保護，以及FDD-LTE標準的4G牌照何時發放，均是各界關注的熱點話題。

工信部在這些問題上如何抉擇，未來是否會在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中擔當更有分量的角色？3月18日，全國“兩會”閉幕不久，工信部部長苗圩在北京萬壽路27號的工信部18層會議室接受了財新記者的專訪。盡管一開場就聲明當天主談產能過剩與產業政策， 但隨著采訪的深入，對于財新記者更關心的電信、汽車業改革等問題，他也一一作答。一如三年前被財新記者在全國“兩會”上堵住時一樣，無論多么敏感的話題，他都全程保持微笑，坦然作答。

當市場遭遇自主知識產權

從合肥工業大學內燃機專業畢業，又在中國汽車總公司生產部工作多年的苗圩，對于技術，特別是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有一種本能的親近。他在2013年9月參觀“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覽會”時，興致勃勃地去了愛立信、上海貝爾、華為、中興和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展臺，看了各種高科技產品，然后通過TD-LTE現場與青奧會的工作人員通話。

中移動2013年能夠正式啟動基于TD-LTE的4G（第四代移動通信），得益于苗圩的支持。TD-LTE是4G時代的兩種國際標準之一，另一國際標準為FDD-LTE。2013年3月，苗圩在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采訪時還談到，因為速度原因以及基站規模和終端問題，4G發牌需要兩三年時間。僅僅五個月之后，他在中移動邀請下在杭州B1快速公交車上體驗了4G上網、下載，對其4G技術的成熟度的看法大為改觀，隨即表示年內即可發牌。他也迅速付諸實施。2013年12月，工信部向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三家國有電信運營商發了TD-LTE標準的4G牌照。

4G發牌的過程，顯示了這位現年59歲的部長的一些個人風格：務實開明，熱愛技術，以及愿意接受改變。

苗圩有“少帥”之稱，42歲執掌東風汽車，年過50歲即出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書記，55歲執掌工信部，在中央核心部委的“一把手”里也是較為年輕的一位。

雖出身國企，苗圩上任以來的多次公開發言中都表現出對市場選擇機制的尊重，以及對政府權力的克制。

在2013年3月舉行的第二屆嶺南論壇期間，苗圩做客《財新下午茶》時強調，企業不用刻意區分國企民企，工信部的立場是更多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而中小企業“正好99%是民營企業”。

苗圩對于新興的互聯網保持了開放的態度。在對微信的監管上，他的態度非常明確，首先是不能讓電信運營商借助壟斷地位來遏制增值服務，然后鼓勵各方商業化談判，用市場手段解決。對審慎監管原則的堅持，給微信留出了難得的發展時間和空間。“三網融合”層面，工信部早在2012年就率先給廣電系統的天威視訊、電廣傳媒發了互聯網業務的牌照。

在汽車領域浸淫多年的苗圩并非電信技術專家，但他樂于從用戶角度思考問題。寬帶網速慢受到消費者批評，他在財政部、發改委等部門還沒表態的情況下，就先在電信領域推廣寬帶普及提速計劃。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苗圩對媒體表示，4G業務資費過高是一個事實，“最終還是要靠競爭，通過競爭一定能夠把資費降下來，達到人民滿意的效果。”

此次接受財新記者專訪，苗圩一如既往強調競爭的作用，也對如何達成競爭有清醒的認識。比如，談到4G資費問題，苗圩認為根本辦法不是靠政策管制、管控。“這是管不住的。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建立一個競爭更加充分的市場格局。”具體而言，這意味著市場份額更分散，分布更均勻，不能中國移動一家獨大。

工信部從2013年開始發放虛擬運營商牌照，無疑對促進競爭有正面作用。但是，在FDD問題上，政府干預市場的痕跡依然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級政府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的沖動。

在3G時代，中國擁有部分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并未形成強大的產業鏈，上網速度慢，用戶體驗差，升級乏力，這令著力發展這一標準的中國移動飽受煎熬，轉而尋求在4G上尋求突破。

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向三大運營商同時發了TD-LTE牌照，FDD 牌照至今仍沒有一個明確的發放時間表。這使得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大規模部署FDD LTE網絡的想法受阻。在3G時代，這兩家公司受益于FDD技術和CDMA技術，正對中國移動形成趕超之勢。它們沒有TD技術的積累，更愿意選擇FDD LTE標準來組建4G網絡。

但是，顯然是為了給TD-LTE留下足夠的發展時間和空間，中國至今沒有發FDD的牌照。作為主管部長，苗圩在此次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強調，“中國不會不發展FDD，但什么時候發，怎么發，需要經過試驗后再決定。”

決策者雖然已經想好改革的路徑——市場化，但是，到了具體的問題上，執行者們難免還會在制度慣性和路徑依賴的影響下動作變形，特別是在尊重市場還是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發生沖突的時候。

汽車業也是如此。對于近來業界要求放開合資股比的呼聲，財新記者近期從工信部內部獲悉，是否放開合資股比，業內分歧很大，還有很多老同志堅持要保留50∶50的股比，決策層也考慮到要給發展自主品牌留些空間，目前傾向于暫時不調，繼續研究如何平衡分化的觀點。“你也不會希望滿街跑的都是外國車吧？”工信部內部人士稱。

在反對者看來，堅持合資股比并沒有能夠培養出真正有競爭力的中國企業和中國自主品牌。對于這一敏感話題，苗圩顯然也在反復權衡。苗圩當年任東風汽車總經理時，正是通過與日產合資將東風從破產邊緣拯救出來。中國的三大汽車廠商是合資股比限制的受益者，但它們的獨立能力不足也是不爭的事實。苗圩在一次內部座談會上曾坦言，“時間是有限的，資源是有限的，自主品牌必須盡快培養能與跨國公司競爭的能力。”

中央意愿與地方保護

在“4萬億”之后，如何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是工信部現在面臨的一個大挑戰。在這一問題上，工信部要面對的是來自地方政府的強大阻力。和中央不同，地方上總傾向于上項目，而不愿意關項目，壓產能對于曾以GDP為主要政績指標的地方官員來說，是萬不得已的選擇。

從去年到今年的兩次專訪，苗圩反復表達了希望通過市場機制和辦法化解產能過剩的基本思路，比如更多用環保、技術和信貸的手段來淘汰落后產能，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式的辦法來壓。

苗圩坦陳，很多項目本來就是地方違規批的，現在壓縮也需要地方和中央朝著既定方向一起努力。問題是：如何調動地方的積極性？

工信部提出的辦法是在嚴禁新增產能的前提下，對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建設項目，實施等量或減量置換。即先淘汰、壓縮落后產能，騰出來的產能指標，按照等量或者減量的原則，新上一些高水平的產能。此外，在省和省之間，探索建立過剩產能的交易制度。

苗圩舉例說，有的省具備發展鋼鐵的條件，但沒有那么多落后產能需要壓縮；河北省是要凈壓縮的，河北省壓縮的產能就可以賣給那些還需要上項目的省、自治區，換成錢來安置職工、產業轉型等。置換的基本原則是政府引導、企業自愿、市場化運作。“這就是給出路。”苗圩說。

在談及政府是否做好了承擔壓縮產能會產生的一系列代價，比如信貸風險、員工不滿時，苗圩表示，在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中，政府不應對破產企業及其債務兜底。然而，由于地方的慣性，現實未必如此。

在3月24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工信部副部長蘇波出席并發表講話。在問答環節，一家大型水泥公司的老總率先發問，用等量或減量置換的方式淘汰產能，是否又給一些企業新增產能留了口子？

蘇波表示，產能過剩有相對過剩和絕對過剩。前者如光伏和汽車產業，產能是成長性的，過剩存在周期性，因而可以隨著經濟發展被消化；對于包括水泥和發電設備等在內的絕對過剩，蘇波表示，產能的等量替換是“過渡性的措施，不是永久性的措施”，“最終還要靠市場去調整”。

但在當下，中國事實上無法單純依靠市場來調整產能過剩。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馬力強就提出，現在企業活動的諸多方面，如土地、項目審批、環境等，和地方政府的關系仍然很大，因此是否還要考慮政府和市場手段的結合？蘇波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新能源汽車上，工信部面臨著與化解產能過剩和企業兼并重組工作類似的困難——地方保護。苗圩支持中國發展新能源汽車，但并不偏向電動車路線。對于所謂電動車“彎道超車”的說法，也有清醒意識。早在2009年，他就在北京大學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承認，中國的新能源車與國外還有很大距離，批評有些企業“炒過頭了”。

中國對新能源汽車執行中央和地方雙補貼制度，但很多地方對于外地企業生產的新能源車設置了種種技術壁壘，不提供上牌的便利和地方補貼，這些地方保護將中國的新能源車市場分割成一個個的堡壘。為此，苗圩曾多次游說地方官員，稱地方保護實際上是在保護落后，放進幾條“鯰魚”，對市場反而是一種促進。工信部也嘗試讓一些開放的試點城市介紹經驗，號召各地學習。這些舉措在強大的地方保護動力面前，至今效果不彰。

中央確有改革的決心和沖破地方封鎖與保護的意愿，但它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地方官員的實際操作？從工信部的實踐看，改革不易為，中國要最終實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依然任重道遠。

工信部從何改起

“今年重點是推一些認識上大家比較一致的改革”

財新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工信部準備從哪些方面著手改革？

苗圩：這個問題太大了。三中全會的改革一共是300多項。改革任務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涉及工信部的改革任務主要還是在經濟和生態文明領域。

我們也在研究整個改革到底怎么做，今年從哪些方面入手。因為三中全會的改革劃到2020年時間段，得分期、分階段陸續展開，今年重點是推一些認識上大家比較一致的改革。

還得考慮一個因素。有些改革是長期利好，但會影響當前經濟的增長。現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很大，還得考慮到這個因素，不能不顧一切地推出去，推出去以后當期受不了，有可能長遠也堅持不了。

還有些改革，認識還不完全一致，需要從調查研究、試點開始入手，分不同的情況、分時間、有序地、漸次地往前一點點推進。

當然，盡管有一些改革現在認識還不一致、或者現在不具備推出的條件，但是符合總體的改革目標，也不能都往后拖。

所有改革——不管是今年要完成的、今年要推出的、還是今年要試點的，總體都得有一個通盤考慮。

財新記者：短期內工信部的改革措施會有哪些？

苗圩：我們認識比較一致的改革措施，今年有這么幾個。第一是減少政府的行政干預，加快自身改革。工信部在中央國家機關里頭是審批事項比較多的，大概在前十位。

去年以來，工信部已經取消和下放了17項行政審批項目，占全部行政審批事項的30%。

我們也確定到今年年底前，部里的行政審批項目將再取消或下放一批，把一些管不了、管不好、本來就不該管的事情放出去，或者取消、或者下放，最大限度地縮小審批、核準、備案的范圍，這是第一。

第二是研究在新時期，如何做好政府宏觀管理工作。比如三中全會提出來的政府管理要管戰略、管規劃、管政策、管標準，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從原來的重審批、輕監管更多地轉向事中和事后的監管。這些方面我們做了一些探索，但還不夠。未來我們會著重加強電信、無線電、煙草、稀土、民爆等領域的市場監管，著力提高互聯網行業管理水平。

再比如一些壟斷性行業對民營企業的開放。對工信部來說，一個是國防軍工、一個是電信。國防軍工主要是我們部里面國防科工局來負責；電信是對民營企業開放，部里直接負責。

去年年底我們分兩批發了19張移動轉售業務牌照，社會反響非常好，認為這是對民營企業開放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申請很多，最近還要再發一批。

電信業開放我們還定了一條，就是寬帶接入網對民營企業開放，目前正在有序推進相關工作。

還有一個就是關于上海自貿區開放。上海自貿區在電信業務方面有七個方面我們都承諾對外資開放，也希望以開放促改革。

化解產能過剩

“當務之急，是要在明確各方責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縮小行政審批、核準范圍，減少政府對企業投資活動的行政性干預”

財新記者：現在產能過剩的問題大家都比較關注。中央明確了責任主體是地方政府，工信部和地方政府將分別扮演什么角色？

苗圩：在中央政府這個層面，工作任務就是發改委和工信部，兩家牽頭，會同財政部、環保部等有關部門，一起來推動化解產能過剩的工作。各省級人民政府主要是結合實際，抓好化解產能過剩任務的實施。

工信部的職責主要是圍繞控制增量和調整存量，制定、完善相關政策措施。

財新記者：工信部具體打算如何控制？

苗圩：首先要堅決遏制五大行業（包括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盲目擴張的勢頭，今后幾年不以任何名義核準、備案新增產能項目，指導地方對違規在建和已建成項目進行清理，區分不同情況，分類妥善處理。

其二，研究制定產能置換實施辦法，在嚴禁新增產能的前提下，對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建設項目，實施等量或減量置換。如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環境敏感區域，實施減量置換。鼓勵各地積極探索建立政府引導、企業自愿、市場化運作的產能置換指標交易。

優化存量方面，包括通過嚴格執法和市場競爭淘汰一批落后產能，強化環保、能耗、安全生產等標準約束，加強運用差別電價和懲罰性電價、水價等經濟手段，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同時進一步優化企業兼并重組的市場環境，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完善企業兼并重組相關審批制度，協調解決跨地區、跨所有制兼并重組中的問題。

我們還要通過推動消費升級，消化一批過剩產能，制定、修訂相關產品使用標準，帶動產品升級換代，拓展消費領域，挖掘國內消費需求，來消化過剩產能。鼓勵企業“走出去”，引導過剩產能向外轉移，利用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東盟自貿區等各類經濟合作平臺，加強對外產業合作，引導產能過剩行業向外有序轉移。另外，按照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要求加強分類指導，根據各地的資源環境承載力，推動產業向生產要素優勢集中的地區有序轉移。

我們也要在加強指導和服務方面，通過加強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動態監測分析，建立產能過剩信息預警機制，適時發布產能過剩行業相關信息，幫助企業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歡迎輿論媒體監督。為此，我們正在加快公開包括所有在建違規項目的處理結果、建成違規項目的整頓方案、產能等量或減量置換方案、符合行業準入和規范條件的生產線和企業名單、淘汰落后產能企業名單，以及過剩行業產能利用、市場供需等在內的相關信息。

財新記者：截至目前，工信部做了哪些部署，效果如何？

苗圩：去年5月份，發改委和我們下發了一個緊急通知，先叫停準備上的項目。如果不叫停，情況會更糟糕。做到令行禁止，要再發現地方不顧中央三令五申，再越權違規地審批項目，開工項目，嚴格責任追究，這是第一。

第二，緊接著，去年10月份，我們兩個部委又報請國務院，下發一個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若干意見。意見做了一些具體規定，比如說，違規建成項目怎么處理，違規在建項目怎么處理；對這些行業長遠的發展采取什么政策措施。總而言之就是有堵有疏，因勢利導，通過幾年的努力，逐漸把行業發展存在的系統性風險一點點消化掉。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非常注意更多地使用經濟的辦法、法律的辦法。還得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很多項目是它們批的，現在壓縮過剩產能也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一起來努力——按照設定的方向。

我們還是給出路的。比如說，這些行業要以省為單位，實現等量或減量置換。先淘汰、壓縮落后產能，騰出來的產能指標，按照等量或者減量的原則，新上一些高水平的產能。這就是給出路。

在省和省之間，要探索建立起一個過剩產能的交易制度。有的省具備發展鋼鐵的條件，但沒有那么多落后產能需要壓縮；河北省是要凈壓縮的，河北省壓縮的產能可以賣給那些還需要上項目的省、自治區，換成錢，因為有的省可能沒那么多落后產能需要淘汰。

再比如，在電解鋁行業，我們制定了一個階梯電價政策，確定每噸電解鋁耗電的基準指標，達不到這個指標，實行懲罰性電價；優于這個指標，優先支持參與電力直接交易，這樣實現優勝劣汰。電解鋁的能耗非常高，一噸電解鋁要耗一萬三四千度電，用這種辦法進一步壓縮落后產能的發展空間，給先進產能創造更好的條件。

財新記者：化解產能過剩工作，在你看來根本性的辦法是什么？需要平衡考慮什么因素？

苗圩：總的來看，化解過剩產能工作牽扯面大、影響范圍廣，各行各業各地情況都不一樣，而且導致產能過剩有體制機制、管理方式、發展方式等多方面的深層次原因。解決這個問題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國務院部門和地方政府通過努力共同完成。

在此過程中，尤其需要各地方政府妥善處理好職工安置、債務處理等一系列問題。地方政府還肩負著發展經濟、提高收入、改善民生等，責任很大擔子很重，因此需要包括工信部在內的國務院相關部門給予政策上的支持和幫助。

化解產能過剩最根本的措施，還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轉變以追求GDP增長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

當務之急，是要在明確各方責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縮小行政審批、核準范圍，減少政府對企業投資活動的行政性干預；同時強化事中事后監管，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類規定和做法，嚴禁并懲處各類違法實行的稅收、價格、土地等優惠政策行為。

產業政策走向

“產業政策將限定在彌補市場缺陷方面，而不是替代市場；將更加注重競爭政策，供給端與需求端并重”

財新記者：未來還搞不搞產業政策？

苗圩：搞啊，當然要搞。

財新記者：怎樣劃定產業政策的范疇？

苗圩：產業政策有狹義和廣義的，國際上也沒有一個非常完整、準確的、大家公認的定義。在發展過程當中，通常東方國家，像日本、韓國，比較明確用產業政策來促使供給端能夠更好地符合市場的要求；歐美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產業政策，但是事實上也有，像奧巴馬提出的制造業回歸、重建制造業；像最新的德國工業經濟4.0，這些實際上都是產業政策。

財新記者：其他國家產業政策的重點和方向有何改變？

苗圩：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產業政策主要體現在兩個目標上，一方面注重競爭政策，通過反壟斷為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另一方面是促進技術創新。

近年來，日韓、美歐等國有關產業發展的政策都出現了一些新動向。日韓的產業政策，更加注重適應國際上科技發展新趨勢來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

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金融危機后，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在歷史上從未像現在這么重視結構性和產業發展政策。所以說，產業政策沒有退出歷史舞臺。隨著形勢變化和科技進步，特別是在全球孕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化的時代背景下，產業政策的內涵和目標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一點我們應該高度重視。

財新記者：中國未來如何制定產業政策？

苗圩：產業政策不是替代市場作用的發揮，而是為了彌補市場缺陷，由政府采取的補救性政策。

產業政策主要解決產業結構和產業發展問題，結構性問題是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最突出的矛盾。因此，產業政策亟待調整和加強。未來重點應該是解決技術創新、公平競爭、產業組織、地區分布、節能環保、對外開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但我們需要從戰略上謀劃：明確哪些領域需要增加，哪些領域需要修訂，哪些領域市場缺陷少應該相應取消產業政策，來適應當前形勢和未來發展的需要。所以，我們新時期不是要不要產業政策的問題，而是如何制定好、實施好產業政策。

具體而言，在制定過程中，一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將產業政策限定在彌補市場缺陷方面，而不是替代市場，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產業政策將更加注重競爭政策，為各類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第二是要促進實現創新驅動。當前我們處在比較優勢轉換的關鍵時期，技術創新將決定工業發展的未來，將取代成本優勢，決定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因此，創新政策應該是功能性產業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

第三，也是過去相對被忽視的一點，是搞供給端與需求端并重的產業政策。產業政策盡管基于西方經驗，總體上偏重供給側政策，但是需求側政策對產業發展同樣重要。比如，太陽能光伏發電產業需要在應用方式上予以呼應；新能源汽車也需要加快示范應用。這是我們未來的產業政策中應該重視的。

4G競爭格局

“在中國不會不發展FDD，但是什么時候發牌照，還得通過試驗取得經驗以后決定；今后國際的趨勢也會是FDD和TDD融合發展，同樣，未來中國也絕對不會是單一網絡的方式”

財新記者：你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提出，要通過競爭把4G資費降下來，但現在真正得到批準并做好準備開建4G網絡的只有中國移動。外界非常關心中國是否和什么時候發FDD的牌照。對4G牌照的發放，考慮了哪些因素？

苗圩：4G主要包含了兩種標準，一種叫TD-LTE，這是以我們國家為主提出的，現在被國際電聯采納的4G的一個標準；第二個就是由歐洲提出來的叫LTE FDD標準，以WCDMA為基礎。

現在由于起步的基礎和條件不一樣，中國移動3G時就是用的TDD技術，當時用的是TD-SCDMA，所以它向4G的TD-LTE演進就比較順暢。另兩家呢，一個是3G的時候歐洲提出的WCDMA；還有一個是美國提出的CDMA2000。除了這三種技術，美國還提出了WiMAX技術，但現在遇到很大的困難。最近在巴塞羅那國際電信展上，世界上有幾十家WiMAX運營企業表示，到4G時代也將向TD-LTE演進。這意味著我們提出的標準，將來除了能在中國使用，在國際電信市場上，也會占有相當大一部分份額。

為什么會這樣？一是剛才講的WiMAX技術后來遇到了很大困難；第二，很關鍵的一個因素是，無線電頻率資源是非常緊缺的、不可再生的資源。我們提出的TD-LTE有一個好處，不需要對稱地分配上下行頻段，同時可以靈活配置上行和下行時隙配比；FDD制式必須要找對稱的上行、下行頻段。現在頻率資源本身就緊張，能找到對稱的上行和下行的就尤其難。基于資源占用方面的這個情況，國際上發展TD-LTE標準，我們認為是一個必然。

我們再展望一下，將來5G——現在我們也在研究，5G時代有可能國際上統一成一個標準，這就大大方便了設備制造商、終端生產商、電信運營商，特別是老百姓用戶。一部手機走遍世界，這不是很好嗎？

財新記者：在大家抱怨比較多的電信資費問題上，工信部怎么管？

苗圩：關于資費問題，大家有一個誤解，認為是工信部在管價格。其實，對客戶端的收費標準，很多年前我們就放開了。企業在競爭中不斷降低用戶端的資費 。

對于用戶價格的下降，我知道中國移動剛剛公布從4月1日開始下調4G的資費，這一塊價格工信部不管，都是運營商自己決定的。

我注意到大家對4G的發展充滿了期待，主要的不滿意就是資費過高。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的辦法不是靠政策管制、管控，這是管不住的。根本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建立起一個競爭更加充分的市場格局。格局一旦形成了，我相信不用揚鞭自奮蹄：誰在競爭當中收費高、服務不好，用戶馬上就甩掉你。

財新記者：這個競爭格局如何促成？

苗圩：4G業務的開展是技術進步的結果，給用戶帶來了極速的上網體驗，這首先是件好事。但也得看到，目前我國4G牌照發放時間短，網絡建設需要一定時間周期，數據承載能力還非常有限，完全大規模商用并發揮電信行業特有的邊際成本效應還需一定時間。

目前4G數據業務實行市場調節價，電信企業仍在積極探索如何設計資費方案。用戶對這么快的網絡速度可能帶來較高的通信消費支出有擔心，可以理解。

我們對此進行了跟蹤了解，并針對用戶關注的問題開展了相關工作。一是針對用戶反映資費貴的問題，我們積極推動電信企業通過多種方式降低4G資費水平。從目前情況看，4G資費水平相比3G已有所降低。

另外對于用戶擔心速度太快，會出現天價賬單的情況，我們已經督促電信企業建立了相關保障措施。目前市場上實際開展4G業務的運營商只有中國移動。前段時間中國移動已在網上公布了保護措施，如“流量實時提醒”“流量封頂”“流量自動鎖網”等，以此來避免出現天價流量費。

我們相信隨著4G業務的逐步展開，通過企業競爭，相關的資費水平也會隨著業務量的上升和用戶規模的擴大逐步下降，資費方案也會越來越優化，越來越契合廣大用戶的需求。

財新記者：電信和聯通要在4G網絡上參與到有效競爭中來，恐怕更多地還是會依靠FDD技術。中國是否會發放FDD的牌照？

苗圩：FDD進入中國得根據中國現在頻率分配使用情況來重新考慮。另外對于這兩家，還要有試驗試點的問題，它必須在一些城市先通過規模試驗來驗證各方面發展的情況。這里面還有很多基礎細節，比如語音究竟是依靠CDMA網還是GSM網？實際上需要在試驗的基礎上決定FDD到底怎么發展。

在中國不會不發展FDD，但是怎么樣發展、什么時候發牌照，得通過試驗取得經驗以后決定。

財新記者：什么時候開始試驗？

苗圩：試驗馬上就開始了，取決于兩大企業的準備情況。而且今后國際的趨勢也會是LTE-FDD和TD-LTE融合發展，同樣，未來中國也絕對不會是單一網絡的方式。

財新記者：今年會發嗎？

苗圩：這要看試驗情況，我們將結合試驗進展情況，根據企業申請適時發放。

財新記者：在對三家運營商非對稱監管的監管框架下，是否存在三家之間永遠擺不平的問題？

苗圩：2008年電信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推動形成三家擁有全國性網絡資源、實力與規模相對接近、具有全業務經營能力和較強競爭力的市場競爭主體。均衡電信市場格局的根本目的還是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充分有序競爭，提升企業創新能力，改善用戶服務水平，讓廣大人民群眾充分分享電信行業發展改革成果。當然，我理解你提到的擺平也不是要絕對的擺平，只需大體均衡，能夠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但像現在在移動通信領域中國移動占70%，中國電信占13%，中國聯通占17%，這樣一個格局是不利于競爭的。

財新記者：2014年1月1日開始執行的網間結算調整方案，在一些人看來是對弱勢運營商的扶持，你怎么看？

苗圩：根據市場發展、競爭的情況，及時調整結算政策，是世界各國促進市場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權益的通行做法，也屬于各國政府監管的重點。

我們在繼續維持支持TD-SCDMA發展的移動話音非對稱結算政策的基礎上，調整了移動網間結算政策，目的是為資費下調打開空間，進一步強化移動市場有效競爭，最終讓消費者得到實惠。

此外，去年以來，為加快推進“寬帶中國”戰略，我們實施了放開中國移動固定業務經營限制，下調了互聯網網間結算價，增設了7個互聯網骨干直聯點，還有加強互聯網互聯互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來推動寬帶市場發展和競爭。

移動網間結算政策調整，是這一攬子政策的組成部分。綜合來看，這些政策對運營商影響各有利弊，但是總的來說對電信用戶有利，能夠讓老百姓在使用業務時有更多的選擇，促進電信服務質量提升和資費下降。從長遠來講，這也會推動我國電信業更好更快地發展。

電動車：放進兩條“鯰魚”來

“地方政府往往不是直截了當地保護，而是從國際貿易當中學會了設置技術貿易壁壘”

財新記者：在電動車、新能源這塊，我們好像是“起大早，趕晚集”？

苗圩：也不能完全這樣說。即使在國際上，按照新能源的概念和定義，新能源汽車也沒賣出多少輛吧。新能源汽車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新興產業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逐步從技術研發、示范推廣、設施配套，到走向市場成熟的過程。

財新記者：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地方政府的補貼等政策各自為政？工信部怎么看？怎么辦？

苗圩：問題總是有的。首先這個事，地方政府有積極性，在中央政府補貼的基礎上，地方再拿出一些錢補貼，這個積極性還要保護。當然也有一些負面的，比如地方封鎖、地方保護，這個要打破。

新一輪補貼政策下來后，我們要求各地，外地新能源汽車銷售量必須占30%以上。但地方政府往往不是直截了當保護，而是從國際貿易中學會了設置技術貿易壁壘，比如說檢測是5萬公里，它非要規定5.5萬公里，重復再檢一道；比如說電動車分插電式混合的、純電動的，有的地方看本地企業只能生產純電動的，就不允許插電式混合的進來。

破除這些壁壘得一步一步來。我們已經提出了要求，最近我們還想組織一個試點城市的會議來介紹情況，號召大家打開市場。我跟地方政府的一些領導也接觸過，我說實際上保護的結果是保護落后，放進兩條“鯰魚”來，對本地企業的發展也是促進。他們逐漸地開始接受這種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