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在管理中占據著不可取代的核心地位。隨著知識經濟和組織扁平化的發展，決策已不僅僅是高層管理者的職責，而是每一名員工的任務。這意味著決策在后現代管理時代的日常性和頻繁性。 　　然而，中國式管理對現代決策科學的成果只字不提，卻號召全世界的公司以占卜為決策的輔助手段。很難想象，如果每一家公司，包括跨國公司的每一名員工的辦公桌里，都放著用來占卜的工具，那將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 　　中國式管理的決策觀及其源頭 　　中國式管理主張占卜輔助決策的思想源自《易經》。作為中華文化源頭之一的《易經》，原為卜筮之書。而卜筮的迷信本質，是早已被大家所公認的。《易經》的價值在于其中所蘊涵的豐富的哲理，而不是占卜。 　　但中國式管理認為，占卜并非均為迷信。占卜有迷信和不迷信之說，是否屬于迷信，要視占卜的人而定。我們來看一下相關闡述： 　　“占卜究竟迷信與否？完全看占卜的人而定。換句話說，占卜本身并不迷信，只有占卜的人，才可能迷信。”（曾仕強《大易管理》271頁） 　　“占卜時，如果依據卦象爻辭，分析其中道理，讓聽者對自己內心的疑難，加以研判、決定，那就不是迷信。”（曾仕強《大易管理》10頁） 　　通過以上言論，我們可以看出，曾仕強先生對待占卜的態度，與孔子出自一轍。那么，曾仕強先生的占卜觀與孔子思想有什么師承關系呢？ 　　孔子對待占卜的態度，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孔子占卜觀的第一階段，是在學《易》之前。這個階段的孔子明確反對占卜，認為缺乏德行的人才祈求神靈的保佑，沒有智謀的人才去頻繁地占筮。 　　孔子占卜觀的第二個階段，是在他周游列國頻遭失敗之后。這個階段的孔子，由于時局的動蕩和自己在現實中的不斷碰壁，因此，自信心遭到沉重打擊，不得以才求神問卦，并一度達到占卜十分頻繁的程度。 　　孔子占卜觀的第三個階段，是他對《易經》有了更深刻認識、對占卜也有了相對深入認識的階段。這個階段的孔子主張以德行求福求吉，占卜只是輔助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早期之外，孔子一生都是不否定占卜的。孔子對待占卜的態度，成為中國式管理宣揚占卜的理由。如果說孔子作為古代思想家贊同占卜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中國式管理在今天贊同占卜，卻令人深思。 　　非理性決策與中國式管理的盲目性 　　《易經》的偉大價值是無可否認的。但如前所述，今人對《易經》思想的汲取，多為其中所包含的豐富的哲理。無論是從現代科學角度，還是從純正的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占卜都是一種迷信。 　　中國人恐怕很少知曉，《圣經》明確反對占卜、看相等一切迷信行為，并把這些行為視為墮落。對《圣經》的正確認識，將有助于我們理解諸如：為什么在西方信仰和現代科學會并行不悖，為什么新教倫理會成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基石等一系列問題的本質。 　　事實上，曾仕強先生的占卜觀，與孔子的占卜觀只是表面的相象。因為，他與孔子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觀。曾仕強贊同《易經》非人格神之“天”的觀念： 　　“大易所說的天，原本就沒有人格神的意思。天所指的，不過是自然的，或義理的天。”（曾仕強《大易管理》76頁） 　　而孔子是相信人格神的。但正是由于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才使其最終雖贊同占卜，卻并不頻繁占卜。 　　因此，雖然曾仕強先生與孔子的占卜觀有雷同之處，卻因為是基于不同的世界觀，故有很大的差別。曾仕強先生建立在不相信人格神基礎上的占卜觀，顯然比孔子建立在信仰人格神基礎上的占卜觀更為迷信。因為，不信人格神，卻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其本質是一種盲目的神秘主義。看來，曾仕強先生的占卜觀，雖然綜合了孔子與《易經》的思想，但遺憾的是，他所綜合的都是孔子思想和《易經》思想的消極部分。 　　曾仕強先生的占卜觀中，還包含對西方思想的錯誤認識。請看下面的言論： 　　“現代人受西方影響，經常強調對自己要有信心。實際上一個人當然要具有信心，只是不能夠對自己有信心。以免看在上天眼里，認為不需要上天的庇佑，因而從協助的名單中刪除，勢必一切靠自己，顯得格外辛苦。我們倡導對上天要有信心，認為得道者多助，上天必然庇佑應該加以協助的人。我們只要行功立德，一定會得到上天的庇佑。”（曾仕強《大易管理》78頁） 　　既然曾仕強先生所說的“上天”是沒有人格的，因此就不可能具備庇佑任何人的能力。所謂對“上天”有信心，不過是一種盲目的虛無的信心。而西方人的自信卻從來與其信仰不可分割。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上帝永遠是第一位的。沒有上帝的庇佑，就沒有人的自信。 　　由于對西方思想缺乏正確的認知，中國式管理在表述其占卜觀時，勢必充滿盲目的批評。而這也是迷信的另一種形式。 　　“西方管理，殊少論及德行的修養。大易管理，則由于‘易不占險’的啟示，必須將倫理融入管理之中，因此也才有價值，才有優良的風氣。”（曾仕強《大易管理》19頁） 　　所謂西方管理缺少道德維度的說法，是不值得反駁的。在此，曾仕強先生想表達的意思無非是，西方人缺少倫理，因此連占卜都不配；只有象中國人這樣富有倫理，才有資格去占卜。也就是說，西方人只有學會倫理道德，才配使用中國式管理的至高手段：占卜。看來中國式管理的盲目性，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現代管理決策：有限理性≠非理性 　　變動不居的信息社會，確實給管理者帶來了更多的挑戰。但依靠現代決策科學的跨國公司，并沒有在復雜多變的市場中失去方向。 　　以占卜輔助決策的觀念，表明中國式管理夸大了決策的難度。如果按照中國式管理的一貫邏輯，把占卜推廣到全世界的話，那么，現代決策科學就可以壽終正寢了。 　　“信息不足，加上主見不夠堅強。東想西想，愈來愈拿不定主意，這時候請教占卜，有什么不妥？”（曾仕強《大易管理》273頁） 　　“占卜到底是不是迷信？我們不贊成用‘是’或‘不是’來回答。正確的占卜，不是迷信；不按理出牌的占卜，當然是迷信。 　　管理者處于信息不足、數據不明，自己無定見，有看法卻老是猶豫不定的時刻，如果以誠懇的態度、依照正式的方法就單一事項進行占卜，而又知道怎么正確解卦，那么，占卜對于決策自然產生很大的助益。”（曾仕強《大易管理》64-65頁） 　　事實上，信息不足是決策的正常狀態。決策管理學派的創始人赫伯特?西蒙，早就將“有限理性”概念引入管理決策模型之中。西蒙反駁了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決策者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觀點，認為決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決策者能獲得的信息也永遠是不完全的。因此，決策結果也沒有“最優方案”，而只有“最滿意方案”。 　　西蒙的理論有效地解釋了，在一個混沌的世界中，決策者所面臨的真實情境，并給決策者設計出應對這一情境的決策模型。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西蒙的決策理論，產生于信仰上帝的西方。西方人并沒有因為信仰上帝，而拋棄必要的科學手段來進行決策。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非理性決策：中國式管理能拯救21世紀嗎？ 　　我們相信，現實中有很多迷信的人會以占卜來輔助決策。這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后果由他們自身承擔，別人或許沒有權力去橫加干涉。可是，如果要把占卜這種“決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