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界普遍認為，環境法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啟動和體系化的一部部門法。環境法的很多制度是國際借鑒和國內創新的產物，不可謂不先進，不可謂不實際，理應在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既解決嚴重的環境問題，也促進經濟和社會的良性發展。

事實證明，作用發揮了，但是在強大的經濟發展規模、宏大的經濟開發領域和快速的經濟發展速度面前，環境法的總體作用在過去30多年卻并不是那么理想。

水系和近海水質至今未得到根本改善，土壤污染威脅食品安全，大氣霧霾侵害國民健康，原因何在?

應從環境法治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參與和監督幾個環節去尋找答案。總的來看，既有環境立法的制度設定和條款設計問題，也有實施的問題。

197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并頒布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1989年12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公布并施行。

共6章，包括總則、環境監督管理、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法律責任和附則。

作用發揮緩慢

法律難以在短期內解決經濟長期增長帶來的環境問題

經濟本身的屬性是市場的，如果不加任何束縛，經濟的增長是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的增長。如果國家權力完全剝奪經濟發展的自由性，用計劃來替代市場，那么經濟的市場性就遭到扼殺，經濟就變成完全沒有自由度的計劃經濟。

基于這一點，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是我們創造市場活力，而是給市場松綁，廢除無所不在的管制式規則，使潛在的市場規則轉變為現實的市場規則，釋放市場本應有的活力。

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是給經濟逐漸松綁，發揮其利潤，創造本性與活力的歷史。中國的經濟松綁改革是成功的。我國用短短的30余年，就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路程。

但是市場也是自私的，松綁后如不加以適當引導和法律限制，產生的負效應，如侵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也是驚人的。因此，需要給“野蠻”的市場附加必要的公法管制規則限制，使其發展規模、速度和方式理性化。

由于環境法律的實施涉及利益調整，難度很大，加上法治文化不足，要想短期內發揮大作用，很難。打個比方，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好比打開了上游的大壩，水會因為動力的長時間蓄積沿河流奔流而下，短時間就到達下游的目的地。而環境法律規則的遵守好比水由低處往高處流，如要到達上游的目的地，需要不斷的倒灌式積累，水位到達一定高度才行。

因此，想通過30多年的“應對式”環境立法，解決30多年經濟“傾瀉式”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是幾乎不可能的。

2000年4月2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

共7章，包括總則，大氣污染防治的監督管理，防治燃煤產生的大氣污染，防治機動車船排放污染，防治廢氣、塵和惡臭污染，法律責任和附則。

法律規定滯后

歷史性環境債務越積越多，環境問題得不到有效遏制

由發現問題到制定法律規則需要一個過程，往往現實問題很嚴重了，才開始考慮立法問題，因此立法的預見性不足。

滯后性是世界各國立法的通病，只是滯后程度不同罷了。

法不能脫離現實的社會關系，否則就會成為“一疊不值錢的廢紙”。環境立法應該與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共進步，同發展，才能實現環境立法的最終目的。

在現實中，一些學者和媒體對可能出現的環境問題很敏感，披露具有預見性。

但是對現實問題的預見要得到立法采納，變成立法規范的預見性，往往需要立法機關的可行性論證。

而可行性論證往往受到各方面的力量左右。在很多情況下，環境立法新問題的預見性往往被利益集團的強大力量所埋葬。

即使立了法，法律規則的實施往往受到與利益集團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執法者的選擇性或者漠視性對待，因此，環境法難以全部解決現行的環境問題，不可避免地留下歷史債務。

但是如果環境法律規則的設計適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歷史債務會得到后續的解決。

舊債沒有解決，快速的經濟增長還會不時催生新的環境體制和制度問題，又需要新的立法予以解決，這時又需要環境法的立改廢，而立法是有周期的，往往難以及時響應，就會產生新的問題。

新的問題和老的問題疊加，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就越難得到有效的遏制。

1989年3月，世界環境保護會議通過了《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以防止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造成災難性的危害。

我國參與了該公約的起草和通過，并于1991年9月4日批準加入該《公約》。1992年5月5日《公約》生效。

虛化條款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