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DaniRodrik最近撰文《過早去工業化的危險》。現將其主要內容摘編如下：

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取得如今的經濟成就靠的是工業化，如紡織、鋼鐵、汽車等制造業。農業社會轉型為城市工業化社會，農民成為工廠工人，這一過程除了生產率的提升還伴隨社會和政治組織翻天覆地的革新。勞工運動導致了現代大眾政治的產生，帶來政治民主。

隨著時間的推移，制造業的發展逐漸讓位于服務業的興起。英國制造業就業比重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達到最高的45％左右，然后下降到略高于30％，1970年代初后開始急劇下降至目前制造業占全部勞動力數量略低于10％。美國制造業在十九世紀初占全部所雇勞動力的不到3％，到1950年代升至25-27％后開始去工業化，制造業近年來吸納的勞動力不到10％。瑞典的制造業就業在6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33％，之后下降到15%以下。德國制造業就業人數1970年左右達到高峰的接近40％，之后穩步下降至今。

少數幾個東亞國家也效仿了這一模式。韓國工業得益于出口化發展迅猛，制造業就業人數從1950年的低于5%上升到1989年的高點28％，但之后已經下降了10個百分點。韓國在三十年時間里走完了早期工業化國家要一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完成的過程。

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不僅過程緩慢，而且去工業化進程的開始也大大提前。巴西和印度在過去的十年左右表現相對好。從1950年到1980年三十年間，巴西的制造業就業占比僅從12％上升到15％。自1980年代后期，巴西已經開始去工業化。印度制造業就業人數于2002年達到高峰，即13％，之后就開始下降。

發展中國家過早開始去工業化，一個比較明顯的原因可能是全球化和經濟開放程度的提升，巴西和印度等國家無法與東亞制造業強國競爭。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東亞各國也同時出現了去工業化的現象。如中國。中國制造業就業的份額不僅水平較低，而且還一直在下降。統計數據顯示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在9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約15％，之后一直低于這一水平。目前中國大部分勞動力仍然在農村。但大多數農民工現在找的工作主要在服務業，而不是在工廠里。很顯然，新近崛起的制造業出口國如越南和柬埔寨，都不大可能達到早期的工業化國家如英國和德國當年的工業化水平。

這樣發展中國家在收入水平相對低的時候就在向服務型經濟轉化。當年美國，英國，德國和瑞典開始去工業化的時候，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一萬美元左右（按1990年價格）。但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收入遠低于這一水平時制造業就開始萎縮，巴西的去工業化開始于5000美元，中國為3000美元，而印度僅2000美元。

目前，學術界對于過早去工業化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后果還沒有進行充分的分析，但后果是明顯的。

經濟方面，過早的去工業化阻礙增長和延遲與發達經濟體的接軌。制造業可稱之為“自動扶梯產業”，其勞動生產率有一種向前沿收斂的傾向，即便所在經濟體的政策、制度和地理條件均可能構成對其他經濟部門發展的阻礙。除了少數小國經濟體與自然資源稟賦特別優裕的國家外，一國經濟快速增長歷史必然與工業化相關聯，工業化空間縮小幾乎肯定意味著未來增長難以持續。

政治方面，后果相對難以預測，持久民主的不少基石，如有組織的勞工運動、有紀律的政黨以及左右派之間有組織的政治競爭，實際上是持續工業化的副產品。妥協和折衷的習慣是從工廠里勞動和資本之間的斗爭歷史中成長而來的——主要是從生產車間的斗爭中打出來的。由于過早的去工業化，今天發展中國家未來民主以及國家治理的前進道路將與以往不同，路徑很可能更加崎嶇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