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再工業化”虛與實

歐美“再工業化”已經取得的成果，仍然不得不面對成本偏高的現實，以及國內政治既得利益的掣肘……這注定“制造業回歸”將是一條坎坷路

如今，史兆威已是哈佛大學商學院專門研究美國制造業生態的教授，但在他擔任柯達高管期間，親眼目睹了美國企業將產業發展機遇拱手讓給日本等競爭對手。結果便是，今天幾乎美國家家戶戶使用的都是日本產的數碼相機。

“制造業對一個國家的創新和競爭力至關重要，美國需要復興制造業，從而為長遠的經濟繁榮打下基礎。”他告訴記者，讓他憂心的是，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美國的制造業一直在走下坡路。

在他與加里·皮薩諾合著的新作《創造繁榮：美國為什么需要制造業復興》一書中描述了美國制造業逐漸衰落的圖景：1950年，制造業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27%，占美國就業總量的31%，然而到了2010年，這兩個比例已分別降至12%和9%。截至2011年底，美國制造業崗位不到1200萬個，而在美國制造業頂峰時期的1979年，這一數字是1960萬個，平均下來，大約每年流失逾23萬個制造業崗位。

英國制造業也經歷了類似的遭遇。

西北重鎮曼徹斯特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開路先鋒，紡織機器誕生于此，并由此發軔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成為英國乃至世界的紡織中心。但隨著紡織業向亞洲等地區轉移，曼徹斯特早已不見當年的生產盛況，只留下一個滄桑的老城。

數據顯示，過去30年，英國制造業就業人口持續下降。1990年，制造業在英國經濟中的比重還有22%，到目前，這一比例僅為10%左右。

金融危機的爆發，終于讓歐美等發達國家意識到過于依賴金融業等虛擬經濟對國家經濟整體造成的危害。

“不需要制造業也可以成為全球創新者的設想‘非常危險’，政府和企業必須盡快擯棄‘去工業化的試驗’。”許多有識之士發出了呼吁。

于是“再工業化”開始被提上日程。

從2009年到2012年，奧巴馬政府先后推出了“購買美國貨”、《制造業促進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計劃”、“內保就業促進倡議”等多項政策來幫助美國制造業復興。

英國政府自2008年起也多次發布制造業發展戰略，成立戰略投資基金資助制造業。2011年還確定了制造業五大競爭策略：占據全球高端產業價值鏈、加快技術轉化成生產力的速度、增加對無形資產的投資、幫助企業增加對人和技能的投資、占領低碳經濟發展先機。2011年11月，英國首相卡梅倫甚至還專門設立“伊麗莎白女王工程師獎”，獎勵那些技藝精湛的工程師，獎金高達100萬英鎊。

盡管舉措眾多，但在許多專業人士看來，歐美制造業復蘇必將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最終能否真的實現，目前還難有定論。

危機后的反省

“金融市場不僅能給經濟增長的巨輪提供潤滑劑，而且其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巨輪。”這是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的名言。在他看來，金融業是美國的獨特優勢，是美國經濟的中樞神經，金融業的發展事關美國經濟的福祉。

具有類似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這些人主張鼓勵金融創新和非制造業的發展，而無需重視制造業的發展，因為“美國已經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工業產品可以從國外進口，而無需在美國本土生產”。

這一思潮給美國的產業發展和人才流向造成了很大影響：數學天才們不愿去工業研究所而是熱衷于華爾街，政策制定者對發展制造業也缺乏重視。這造成了美國向制造業、理工科研究的資源投入不足，也使得美國廣大民眾對于科技類的知識積累不感興趣。

“美國幼兒園的老師本人都對科技類知識不熟悉，自然也會避免和孩子們談及科技類知識。”美國鋁業公司董事長克勞斯·克萊因費爾德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不過危機爆發后，許多人開始反省。

“以前，人們通常對制造業有著普遍的誤解，即認為制造業是低附加值的生產活動，只需要低技能的工人，而且可以很容易將產業外包到世界各地。”史兆威談到，但如今，在很多工廠中，制造業已經能成為一種知識型工作。比如，復雜的精密機械加工，就要求必須能夠以在經濟上可行的成本，生產出大批量而且質量極高的組件。

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馬丁·貝利認為，占美國經濟總量不足10%的制造業難以扛起美國經濟復蘇的大旗，但是制造業的研發占到美國私營部門研發投入的70%，對于維持美國的創新能力至關重要。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副總裁布魯斯·卡茨也認為，制造業是創新的生命線，盡管制造業在美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不高，但是制造業當前雇用了美國35%的工程師，占到美國企業研發總投入的68%，制造業的專*數也占到全美國專*總量的90%。

英國政府似乎也清醒地認識到，全球制造業正在經歷深刻變革，正從傳統制造走向高科技制造，制造業的從業大軍也日趨多元化，除了傳統的車間生產和機械操作外，更多的是從事研發、設計、銷售、售后服務等配套工作。

“我們的策略是，高價值設計和創新。”英國商業、創新與技術部商業與企業國務大臣普銳斯克曾明確表示。

回歸的基礎

雖然讓歐美國家的經濟遭受重創，但金融危機卻使政府認識到忽視制造業發展的危害，制造業也算因禍得福，得到了政策和資金方面的支持。與此同時，一些新興國家人力成本上升也給歐美制造業回流帶來了機遇。

美國咨詢公司AlixPartners公布的數據顯示，近一年來中國工人工資增長了30%，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升值了5%，運費平均上升了5%。 

去年，英國紙品生產商Filofax公司將50萬套記事本的生產從中國轉移到英國愛丁堡南部的達爾基斯。給出的理由便是：中國工人工資快速上漲，如果將運輸成本和交貨時間等因素均計算在內，在英國與在中國生產成本的差距已大幅度縮小。

更重要的是，像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在科研、設計、創新方面的優勢使它很有希望在制造業細分市場上取得巨大成功。

以汽車業為例，盡管英國多個汽車品牌已經易主他國，但這些汽車的設計和生產仍然在英國進行，并已從傳統制造形態向高附加值領域轉變，例如技術和設計創新。

此外，在節能技術方面，英國汽車業也享有盛名。去年英國新車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2.7%至每公里133.1克，為過去10年來最低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