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富士康公司這家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服務巨頭，也是蘋果產品的最大裝配企業，凍結了在大陸工廠的招工計劃，蘋果公司的股價下跌了2。4%，據說凍結招聘的做法至少會持續到3月末。

有媒體將這一少見之舉歸因于iPhone5手機產量的減少。富士康對此予以否認，稱暫停招聘是因為春節長假過后，工人返崗率高得出乎意料。富士康公司在一項聲明中說，凍結招聘與任何客戶無關，任何相反的猜測都是錯誤的。

郭臺銘20世紀70年代在臺灣創立了鴻海公司，之后于80年代末在深圳建富士康。現在，他開始將這一過程反轉。此外，郭臺銘在大陸以外的地方投資的數額甚至更高。比如，富士康很快會在巴西建廠，招工人數將多達一萬人。與此同時，他還在與印度尼西亞當局磋商，計劃向那里投資多達100億美元。

接下來的擴張版圖還包括美國，目前富士康已經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生產服務器零部件。富士康公司發言人胡國輝說，富士康打算把更多的生產活動放在美國來完成，因為總體而言，客戶希望我們這樣做。

郭臺銘離開讓他名利雙收的大陸，原因包括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工人的不滿情緒以及嚴格的環境執法等。不過目前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同時也是3年前沒有人會想到的一點是：政治風險。對于信息技術公司來說，大陸與日本及臺灣的摩擦是個問題，因為許多信息技術產品都要依賴來自這兩地的零部件。

涉足零售市場的愿望落空

近日，萬得城電器通過其官網發布聲明宣布，將於2013年3月11日關閉其在上海的七家門店。該決定是由萬得城中國的兩大股東德國麥德龍集團和富士康科技集團批準作出的。萬得城也成為繼百思買之后第二家退出中國市場的外資電器連鎖賣場。

萬得城於2010年11月進入中國，當時曾放言投入2億美元力爭在2012年開設10家門店。但是截至目前，萬得城中國在華僅開了7家門店，都集中在上海，并且在2012年虧損將近4億元。實際上，在今年的1月份，麥德龍已經宣布不再繼續萬得城電器在中國的業務活動。目前，萬得城中國的上海總部和七家門店共有750名員工。萬得城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浦紹博表示，關閉門店的決定是基於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以及建立和運營必要業務規模所需的巨大投資而做出的。萬得城中國過去兩年對員工、客戶以及商業合作伙伴作出的所有承諾都將完全兌現。

據了解，麥德龍和萬得城創始人埃里希·克勒哈爾及其家族共同持有萬得城中國公司75%股權，郭臺銘旗下的富士康持有剩下25%股權。此次萬得城宣布退出中國市場，意味著繼賽博數碼廣場、萬馬奔騰超市等相繼折戟之后，郭臺銘在大陸市場建設銷售渠道的嘗試已經完全失敗，富士康想要擺脫純粹代工工廠，意欲推出自有品牌涉足零售市場的愿望也落空了。

富士康投資重點從中國大陸撤離

暫停招工或許與富士康的整體發展戰略正由中國內地向外轉移有關。富士康即將在臺灣新北、臺中和高雄建立工廠，在巴西開設工廠以及推遲鄭州工廠項目等舉措，稱富士康或許已開始考慮將投資重點從中國大陸撤離。

郭臺銘近日曾宣布下一步拓展計劃將專注臺灣市場，擬在新北、臺中和高雄建立新工廠。與此同時，鄭州富士康的產能擴展項目則被無限期推遲。此外，郭臺銘還表示將在中國以外追加更多投資，如將在巴西工廠招聘10000名工人，在印尼投資100億美元開設工廠等。此外，富士康在美國的工廠也正在擴充，目前富士康的部分部件已開始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生產。另據蘋果方面透露，蘋果將與其他廠家合作在美國投資超過1億美元，用于Mac電腦的生產。種種跡象表明，蘋果的合作伙伴也正是富士康。

按照章家敦的分析，多重因素導致了富士康有了將投資重點轉移的念頭。其中，不斷上漲的工資、工人的不滿情緒以及嚴格的執法等都是富士康所面臨的隱患。此外，中國內地的很多產品對日本和中國臺灣零部件有嚴重的依賴，這些對于加工制造型企業來說也都是不利因素，因為一旦供應鏈中斷就足以讓公司癱瘓。

去年還是介紹進來一名工人就可以得到1500元中介費的“求人若渴”，今年就變成了大門緊閉暫停招人，中國用工規模最大的私營企業富士康的“冰火巨變”引人關注。無論外界的猜想有多少種版本，但正像記者采訪的一位企業人士所分析的那樣，富士康的變化絕不是某一種因素的結果，而應該是多重因素的集成。

不斷上漲的工資、工人的不滿情緒以及嚴格的執法等都讓富士康在大陸的發展倍感壓力。此外，中國大陸生產的很多產品對日本和臺灣零部件有嚴重的依賴，而這些都是富士康想要長遠發展面臨的巨大隱患。

蘋果首席執行官（CEO）庫克在去年12月的一次采訪中說，他的公司將花費超過1億美元在美國制造Mac電腦。“這并不意味著蘋果自己會去做，我們將與他們的人合作，也會對此注入資金。”庫克在此提到的“人”，是尋求與富士康在美國合作。屆時，生產將從中國轉移，而不僅僅是將總裝配放在美國。

中國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勞動力資源豐富，但從某種程度來講，龐大的勞動力既可以成為優勢有時也會是一種負擔，關鍵是看如何調劑。當中國的制造成本已經不再突出地低廉，很多原本的“中國制造”開始向外轉移；當勞動者福利開始完善、收入開始增長的時候，許多企業開始縮減用工，控制成本。社會的發展根本是要讓勞動者享受到更高的生活福利，但其反過來帶來的成本上升又考驗著每一個用工者。如此相互作用已經在富士康身上顯現，這會不會是中國勞動力群體所面臨的升級之困抑或是密集型企業變化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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