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較而言，電價改革、拆分國網、輸配分開、政企分開、產權改革、推動地方電力發展等，大多屬于行業內部的作業口，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作用有限，電力產業需要實施重大的文明變遷，電力體制總體改革的實施將為各個方面創造機遇。總體改革是最大的利益調整，也是社會上關于電力體制改革的最大公約數。

電力體制改革進入大轉型的戰略節點

如果有了這些城市的電力能源變革，機深智遠的全球新產業革命的舞臺將在中國誕生，基于此，中國的價稅財改革、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創新構建可以圍繞電力能源體制改革這個主題廣泛展開，在這個過程中，整個電力體制也可以不斷在試錯中進步。

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戰略目標。這意味著到2020年中國GDP將達到100萬億元人民幣左右。為了達到這個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如果按照現有的中國能源傳統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屆時能源消費總量將可能達到60億噸標準煤左右;電力消費也將從目前的年度消費超過5萬億千瓦時，提升到10萬億千瓦時左右;電力裝機容量將由目前的11萬億千瓦達到20萬億千瓦以上。

依據這個經濟發展路線圖，倘若采用傳統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可以預計，到2020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將超過100億噸左右;二氧化硫的排放將超過2000萬噸左右，中國的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將位列世界國別第一。可以說，現代版的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將導致我們文明的搖籃、中國最富庶的東中部400多萬平方公里蒙受不可持續、不可承受的生態災難。

值此2012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達到36.2億噸標準煤之際，包括北京在內的眾多城市已經面臨生態難題，如果不加快改變傳統的能源生產方式，再有七年，2020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就將增長到60億噸標準煤，屆時東中部的生態環境可想而知!百年以來的現代化是為了創造可持續的中國文明，而不是為了合成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病怪。

為此，對于電力體制改革的歷史時機，我們可以有三個選擇，建成小康社會之前先期實施;邊建設邊改革的伴隨型實施;建成之后的總結清算型實施。比權量力，先期實施改革是最理想的道路，并付出最小代價，因此，越早啟動電力體制總體改革，社會代價越小。但是，這需要全社會對電力體制改革達成共識。

正是基于此，2012年3月18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發改委《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這個文件可以視為中國再次啟動了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工作的歷史起點，它促使始于2002年的上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得以延續，這是今天我們開展電力體制改革討論的邏輯起點。

2012年1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確立了深化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的重點研究課題，提出了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的總體架構和可行方案，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3月2日出版了這個研究成果，即《深化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綠皮書綱要》，綠皮書創作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電力改革這個平臺實現新的產業革命，完善中國的市場經濟，構建新型的中國生態文明。電力體制改革承載著中國轉型的戰略使命，應該說，不是哪個產業都有這樣創造歷史的機遇。

我們知道，建國六十多年來，中國電力體制改革業態劃分為總體改革和漸進改革兩種手段和兩種模式，其中2002年電力體制改革的5號文(《電力體制改革方案》)的歷史成就之一就是開辟了對中國電力體制實施總體改革。應該說，每一個大周期的電力戰略革命都需要總體變革，目前我們正在進入這樣一個新的歷史爆發點，與城鎮化建設并行需要實施新一輪的電力體制總體改革。

相比較而言，電價改革、拆分國網、輸配分開、政企分開、產權改革、推動地方電力發展等，大多屬于行業內部的作業口，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作用有限，電力產業需要實施重大的文明變遷，總體改革的實施將為各個方面創造機遇，其目的就是實現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的“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可以預計，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的發展深度、廣度都將超過2002年上一輪電力體制改革，但愿這個改革能夠杅穿皮蠹、厚積薄發，總體改革是最大的利益調整，也是社會上關于電力體制改革的最大公約數，這是中國改革新的地平線，誰能把握歷史潮流，誰就能獲得最強大的生命力。

既然是總體改革，就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頂層設計、試點并行、總體決策等多個步驟和程序。從這個意義而言，中國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的總體架構應該包括三個組元：其一、推動地方政府和電力企業的多元試點改革，理應包括、但不限于試點省份和城市、國家電網在內的各種創新實踐;其二、國家能源局、國家環保部門、財政部(含碳稅等)等研究并提出的各種電力改革建議方案或者支持方案，尤為重要的是，國家發改委主管部門制定的新一輪電力能源總體改革實施方案等等;其三、最核心的決策就是來自中央國務院的戰略決策。中華民族健康生存發展的追求決定了這個總體改革的時刻是可期可及的。

對此，應該充分推進以地方政府和電力能源企業聯合的戰略試點工作，例如：山西目前的電力裝機容量6000萬千瓦左右，如果將三分之一，即大約2000萬千瓦的裝機容量轉變為燃氣發電、或者改造為IGCC(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系統，這將改變山西能源結構的中樞機制。它需要中央政府加快解決山西氣煤兩權發展的矛盾，實現山西潔凈煤利用，將使得整個華北地區的清潔能源利用藍圖戰略成型，也將勾畫出中國版的清潔能源發展輪廓，煤炭清潔利用應該是中國清潔能源不可逾越的戰略階段。

我想，中國的清潔煤、非常規天然氣利用和高端可再生能源開發的智能能源網體系、美國頁巖氣開發與智能電網集成發展的創新實踐、德國的清潔能源網絡帶動的歐洲能源互聯網的創新，將成為新的全球清潔能源戰略的三大組成。從這個大局而言，山西坐擁10萬億立方米煤層氣資源，通過并購、環狀持股等多種形式實現氣煤企業高端利益的整合是完全可能的。

再例如，上海是中國公用事業最發達的城市，具有構建先進、新型的中國能源生產力的智慧和資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