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實行計劃停電政策將會產生很嚴重的影響。確保安全的確很重要，但重啟(關西電力)大飯核電站3、4號機組的話，可以避免(由電力不足導致的經濟停滯)最糟糕的情況。”

　　在政府準備重啟大飯核電站3、4號機組的6月初，京都四大經濟團體之一的京都經營者協會會長、尼吉康株式會社會長武田一平如釋重負。

　　今年5月5日，日本54座核電站全部停運以后，對夏天電力不足的擔憂與日俱增。尤其是關西電力管轄內的大飯核電站3、4號機組不能正常運行的話，即使考慮到能夠采取節電措施，還存在高達14.9%的電力缺口。

　　電力不足產生的巨大影響遠不止數字

　　去年10-11月，關西電力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若發生傳統安全標準以上的災害時，大飯核電站3、4號機組會否再次引發核泄漏重大事故的壓力測試評估的初步結果。今年3-4月，內閣辦公室核安全委員會和政府也相繼判定該初步評估結果“合理”。

　　可是此后，是否重啟大飯核電站一直處于膠著狀態，主要是因為來自關西協會(由毗鄰大飯核電站的滋賀縣、京都等近畿和四國的7個府縣加盟)的強烈反對，尤其是關西電力的第一大股東大阪市市長橋下徹，6月向股東大會提出“發電部門及輸配電部門的分離和中立化”、“盡可能快地關閉全部核電站”等股東提案，使核電站的重啟陷入了嚴峻形勢。

　　而5月末，關西協會又突然轉變觀點，“事實上同意”重啟大飯核電站。至此，政府方面一致做好了重啟核電站的準備，而橋下市長和關西協會的行政長官們突然的態度轉變背后又隱藏著什么呢?

　　“經濟界(大阪維新會掌控的)向大阪市和大阪府議會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經濟界更加‘動蕩’。”今年4月下旬，與橋下市長與黨、大阪維新會議員們有過接觸的某相關人員稱。雖不至于與橋下市長形成對立關系，但也可以看出兩者間可能出現了微妙的分歧。

　　此外，這之前的4月10日，還有過這樣的事情。

　　在推進合并大阪府和大阪市進行行政改革的府市統和本部召開的能源戰略會議上，討論同意重啟核電站的條件時，橋下市長的盟友大阪府知事松井一郎表示“以(府和市)權限范圍之外的事情作為條件不太好”。想必他也感覺到“內部”面對強烈的反對也有一定的界限。如果在經濟界引起強烈反對的話，有可能會動搖內部團結。

　　實際上，自春天以來，經濟界的不滿和反對越來越強烈。

　　尼吉康株式會社的武田會長不斷游說，“實行計劃停電政策停電幾小時的話，即使(進行電子零件制造的)潔凈室來電以后重新啟動，空氣潔凈度也不能迅速恢復到之前的程度。那樣的話，對生產力將有很大影響。”

　　同樣，大阪某精密零件制造商也強烈表示“對以亞微米(mm的萬分之1)為單位的電子零件加工來說，鐵材的溫度管理很重要。溫度上升的話會膨脹，計劃停電政策根本不可行。”

　　關閉全部核電站所帶來的影響遠不止14.9%的電力缺口這個數字，這樣的后果不僅是大阪維新會，關西協會的行政長官們也應該意識到了吧!實際上，京都經營者協會和京都商工會議所等4大團體在全部核電站停運之后不久，就向野田佳彥首相和經濟產業大臣枝野幸男提交了重啟大飯核電站3、4號機組的強烈請求。

　　希望秋季之后再次停運核電站

　　不僅如此，根據2010財年和2011財年關西電力的決算試算一下成本，用火力發電代替核發電的話，僅燃料費和消耗品費用等變動成本就相當于6.4日元/kwh，加上固定成本的話，每kwh將增加5.1日元。

　　核電站停運導致成本增加，如果關西電力持續赤字的話，結果也有可能會提高家庭用電的費用。那樣的話，國民反對的矛頭很可能就將指向橋下市長等人，即使不那樣的話，在酷夏實行計劃停電政策，國民恐怕也將爆發不滿。

　　核電站停運給經濟界帶來的影響由外及內，最后，不滿將滲透到普通居民，這給橋下市長和關西的行政長官們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并且，“即使現在立刻重啟，全部啟動也要到7月中旬。面對酷夏，這已經是最后的機會了。”(關西電力核電站分包商的經營者)在這最后的時間點，橋下市長等選擇了“限時重啟”。

　　但是，橋下市長所提倡的限時重啟的言外之意似乎有秋天以后不同意核電站繼續運行的意思。

　　實際上，“事實上同意”重啟核電站之后的6月2日，府市統和本部的部分干部召開了“背后的能源戰略會議”非正式會議，該會議很可能就秋天之后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橋下市長再三重復，“根據(政府)暫定的標準做出暫定的安全判斷”這樣的話。通過同意限時重啟核反應堆，將球拋回給政府。如果政府不能取得國民的理解，制定安全標準和能源計劃，橋下市長可能會以此為擋箭牌再次進攻。秋天之后，包括大選在內政局不穩定時，我們就能知道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