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 月，聯合國[微博]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 第18 次締約方大會(COP18) 和《京都議定書》第八次締約方會議(CMP8) 在俄羅斯、日本和加拿大退出《京都議定書》， 美國仍未加入但第二承諾期得到了延續的結果下于多哈結束。CDM， 也就是清潔發展機制要堅決維系的重點就在于決議要求成員國家(尤其是已完成工業革命的發達國家) 承擔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導致產生由于大量溫室氣體排放帶來的全球氣候變暖等問題的減排責任，同時，多耗能國家可以通過購買多減排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來抵消協議里達成的需要完成的配額。而減排壓力過大，節能成本過高，則是一些發達國家拒絕參與《京都議定書》的最根本理由。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并未達到如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人均每年20 噸的碳排放量(我國估計人均碳排放量為每年5 噸)，但是在認識到人類的生存壞境在人類文明的快速發展同時也在不斷惡化的現實情況下，我國一如既往地繼續主動承擔到2020 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45% 的承諾。

　　而自“十二五”規劃到十八大會議以來，我國將“生態文明”的建設發展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建設“美麗中國”的腳步也在大踏步地前進。從要求各行各業進行節能減排到進行碳交易的試點，我國對于綠色發展的頂層設計也在陸續落實到位。(“碳交易”簡單而言就是把市場機制作為解決二氧化碳為代表的溫室氣體減排問題的新路徑，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從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權的交易。)但是要讓碳交易市場活躍起來，需要首先滿足夠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權的交易體量以及足夠活躍的參與者積極性，繼而就必須要讓減排行動得到大力推廣，才能使得碳交易的基礎得到夯實。然而，在國際上的碳交易基本框架《京都議定書》都舉步維艱的實際情況也提醒著我們國內碳交易市場的建立速度或將進行得較為緩慢。

　　于2008年就逐步建立起來的北京環境交易所的董事長杜少中就告訴記者說，“中國的碳交易市場并沒有真正開始運作。但是這個市場的期望值很高。”杜少中就認為，“環交所搭建的交易平臺就是希望以市場化的手段來達到全社會進行減排的目的。”如果僅從政府和國際組織方面的倡議框架來推行完成節能減排優化生活環境這一巨大工程確實遠遠不夠，只有激勵企業參與到節能減排的工作中，在各行業自主承擔其相應應當承擔的節能義務的意識形成下，同時對于我國粗放式的發展結構進行調整，才能使得優化生產、生活配置走上長遠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節能服務是實現減排任務的重要抓手

　　在十八大報告里把“生態文明” 建設列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 并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重大而緊要任務的框架下，國家發展改革委張平主任就在2012 年12 月18 日的全國發展改革工作會議上對于2013 年“扎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任務”中提到“要加快實施節能技術改造、合同能源管理推廣等節能減排重點工程。”

　　自上世紀70 年代中期以來， 一種基于市場的、全新的節能新機制——“合同能源管理”( 簡稱EPC) 就在市場經濟國家中逐步發展起來，而基于這種節能新機制運作的專業化的“節能服務公司”(在國外稱ESCO，在國內簡稱EMCo)的發展就十分迅速。合同能源管理機制的實質就是：以減少的能源費用來支付節能項目的全部成本。這樣一種節能投資方式允許用戶使用未來的節能收益為工廠和設備升級，以及降低目前的運行成本。能源管理合同在實施節能項目投資的企業(“用戶”) 與專業的能源管理公司之間簽訂，它有助于降低企業的技術和資金風向，推動更多節能項目的開展。在傳統的節能投資方式下，節能項目的所有風險和所有盈利都由實施節能投資的企業承擔；而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中，可以由專業化的節能服務公司進行項目投資。由于我國三十年來經濟的飛速發展導致了多數企業和城市發展方式都是處于高耗能階段，所以合同能源管理作為市場化的節能服務的代表機制在當下轉型期得到了我國政府的青睞。《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就把“合同能源管理推廣工程”列入十大節能減排工程； 《“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則提出要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新業態； 國務院《“十二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工業和信息化部《工業節能“十二五”規劃》、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十二五建筑節能專項規劃》、交通運輸部《公路水路交通運輸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公共機構節能“十二五”規劃》、鐵道部《鐵路“十二五”節能規劃》均提出：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開展合同能源管理推廣工程。可以看出，這樣一個可以將各個行業領域的節能工作進行服務性升級的市場化手段能受到我國領導層的強烈重視，要求對其進行更大力度的推廣，從側面反映了該機制的可靠性以及可推廣性。不可否認，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靈活性實際上已成為協助我國進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攻堅時期的重要市場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