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麗中國”的愿景遭遇霧霾圍城、地下水污染等環境問題，亟須一場綠色政治動員來廓清困頓和迷茫，拿出基于嶄新政治認知與政治共識的切實行動。環境問題在當今中國引發的影響，已遠遠超越污染治理本身，越來越呈現為敏感的民生問題和發展問題。

　　就民生問題而言，頻繁發生的環境污染事件已明顯影響相關區域居民的生活質量，并在更大程度與更廣范圍造成了公眾的“呼吸關切”、“飲水關切”、“安全關切”。網上廣泛傳播的各種調侃盡管有些言辭尖刻，但歸根結底反映的還是人民群眾對于自身環境權益的吁求。

　　就發展問題來看，越來越多的公眾相信，當今中國的環境難題是由于發展階段性、發展模式造成的，不能再簡單憑借“發展中的問題只能依靠發展來解決”加以辯護。經濟發展有著自然生態環境承載容限意義上的邊界，我們絕不能長期無視這種界限。民眾對于狹隘粗俗的發展模式和發展觀念產生的焦慮或質疑，充分說明，“有尊嚴的呼吸”同樣是硬道理，因為它關乎我們及子孫后代的生存。

　　單純的環境難題本身并不一定構成政治議題和政治活動，但當它同時成為社會民生和發展問題時就會演變為一種現實政治。綜合民生訴求和發展瓶頸的實際來看，我們已經處在一個綠色發展、綠色變革的拐點。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公眾傾向于或習慣于從環境權益和環境參與權利的角度來理解環境難題的性質、成因與解決出路，從而衍生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與政治變革壓力；另一方面，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所遭遇的日益嚴重的資源與環境瓶頸約束，也要求政府必須采取具有明確環境倫理與生態文明內涵的發展新思維。

　　政治動力和民眾動力相結合，正是推動發展綠色轉型的現實契機。執政黨和政府應搶抓機遇，發揮領導性角色。從環境法律法規的制定與貫徹實施，到人、社會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生態文明規劃、戰略部署，再到環境友好企業和生態個體的培育，都離不開一個強大而高效的“環境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來被新自由主義奉為圭臬的“小政府、大社會”似乎并不適用于環保領域，相反，環境權益與公共產品保障需要國家職權進一步擴張，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綠色契約”也要不斷擴展。

　　企業需要發揮主體性角色。從表面上看，過多而密集的高耗能重污染工業企業是現階段東部地區嚴重霧霾現象的主因之一。而真正令人憂慮的，則是利潤追逐背后壟斷性的“資本邏輯”。對此，僅僅靠環境倫理層面上的道德譴責與批判是不夠的，破解之道是造就一大批擁有技術優勢、面向未來的綠色企業，從而使工商業從一種被動的“生態環境破壞者”變成一種主動的“可持續發展友好伙伴”。這種“華麗轉身”并不能自動實現，需要“環境國家”的管理引導和社會公眾的共同監督。

　　公民個體的角色尤須值得重視。個體價值觀念與生活風格的“深綠色”轉變，是環境政治的重要指向。在歐美國家，“環境公民權”概念的主流性闡釋是公民的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和義務，而非通常所理解的環境權益與權利。隨著我國進入一個以內需為主的大眾消費社會，個體消費對于環境的影響還會進一步加大。離開個體消費理念與風格的實質性綠化，一些環境難題恐怕很難得到有效解決。

　　當“美麗中國”的愿景遭遇霧霾圍城、地下水污染等環境問題，亟須一場綠色政治動員來廓清困頓和迷茫，拿出基于嶄新政治認知與政治共識的切實行動。“保護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并非只是關涉少部分人的道德高尚舉止，理應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正確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