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化石燃料溫室氣體排放的壓力，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資源和環境方面受到的約束越來越大，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同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愈顯突出。這一矛盾是在發展中產生的，本質上是發展生產方式和發展路徑選擇的問題，因此需要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能源結構和經濟結構、提高能源效率、促進科技創新等國家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徑選擇的高度去認識和應對。

　　氣候變化下的國家戰略

　　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我國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啟蒙和初步參與，從1989年到1995年的締約方大會，中國的角色主要是追隨和跟蹤全球進程；第二階段更具實質性，從1995年談判進入到2007年的巴厘島路線圖，是中國從適應、熟悉到主動參與、回應其他國家要求的過程；2007年以來，中國愈加主動，進入全面、積極參與階段。

　　這一變化，一方面是因為低碳發展要求已成為全球大勢所趨，更重要的是源于中國自身的一系列轉型和調整。中國經濟經歷了爆炸性增長，也伴隨著能源消費總量和污染排放的高速增長。中國從曾經的原油出口國，到現在進口原油依存度超過60%，無論考慮經濟成本還是能源安全，都難以為繼。而基于現有增長方式的經濟增長的空間和后勁，也越來越小。

　　因此，中國開始反思。應對氣候變化從被動到主動，從“要我做”變為“我要做”。中國的這一變化，是從13億人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發而決定的，也是從整個國家戰略層面考量并予以確認的。于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這是我國首次確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按照“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的思路，闡述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構成及其改革方向、重點任務。作為人口大國，中國的能源、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相對稀缺，其作為生產要素的比價理應反映這一特點。長期以來，我國資源及其產品的比價總體偏低，對生態損害的補償也欠債甚多。因此，必須加快自然資源及其產品價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和修復效益。

　　協調生態與經濟發展

　　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背景下相對較高碳密度的重工業主導階段，這一階段是以煤為主的高碳能源結構，并伴隨著未來低碳技術戰略儲備不足、自主創新能力薄弱、低碳轉型社會成本巨大的特點。同時，全民低碳意識還不足，政策體制等支持因素也不夠。這些現實問題，都是制約我國低碳經濟轉型之路的重要因素。

　　經濟發展肯定要消耗生態環境的資源，但不能無限制、無休止地消耗。否則生態環境就會反過來對經濟發展形成制約，就會違背發展的初衷和最終目的。但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經濟發展還離不開化石能源，那么怎樣去協調這一矛盾呢？

　　首先要處理好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改變發展的方式，實現高附加值，依靠效率提高來支撐經濟增長，繼續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增長；還要拿出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財力做生態修復、環境保護和綠色產業，讓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相輔相成。

　　正如《決定》提出的，要劃定資源承載能力的“生態紅線”。這對我國協調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關系，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國不少地區在現行發展方式下的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已經超出其資源承載能力極限，國土空間開發強度過高，生態空間銳減，污染物排放超出環境自凈能力。因此，建立資源承載能力監測預警機制，就是要根據各地的自然條件確定資源承載能力紅線，當開發接近這一紅線時，提出警告，對超載的實行限制性措施，防止過度開發后造成不可逆轉的嚴重后果。

　　找準定位 對癥下藥

　　協調好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發展低碳經濟，我們還需要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

　　國際社會有一些錯覺，認為中國已經是發達國家，這有可能讓中國承擔與其自身能力不相符的國際責任。中國辦了奧運、發射了神舟九號、嫦娥三號成功登月，但北京的CBD和上海的陸家嘴（600663,股吧）不是中國全貌，城鄉二元結構的中國和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長的中國，依舊是一個發展中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