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等地的空氣嚴重污染已經持續多日。站在天安門廣場對面看過去，即將舉行全國兩會的人民大會堂籠罩在一片灰霧中。

　　根據官方發布的數據，中國有七分之一的國土被霧霾遮覆。北京等不少地方都已采取措施：停工、停產、禁燒、發布橙色警報、建議市民減少出行……

　　給人民生活帶來惡劣影響的生態環境污染，無疑已成了最令中國官員頭疼的緊迫問題之一，也將是幾千名出席兩會的代表委員熱議的焦點議題。

　　被視為全國兩會預熱的地方兩會上，超九成政府工作報告涉及空氣污染治理，至少15個省份簽訂了治理霧霾的“軍令狀”。北京投7600億元治理PM2.5、上海力推長三角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河北提出“鋼鐵水泥新增一噸產能就地免職”……

　　許多官員作出了“背水一戰”的表態。不久前，北京市長王安順對媒體透露，上級領導要求他“空氣污染到2017年治理不好就‘提頭來見’”。王安順說這既是領導對他開的玩笑，也清楚表明了生態考核的壓力。

　　從這一系列動向，不難看出，治理生態環境污染，已成了各級政府的“硬任務”。

　　作為首善之都，北京的壓力特別大。不僅3月份兩會就要在這里舉行，而且，在2008年奧運會后，北京今年還要舉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這一活動舉世矚目，屆時空氣質量太糟肯定說不過去。

　　《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草案）》在2014年北京市人代會上進行了審議，經歷三輪修改后，將降低PM2.5作為大氣污染防治目標，首次納入立法予以明確。根據規劃，北京4年內將投入7600億元用于源頭控制減排等工程。

　　實際上，北京的污染深受周邊省市影響。作為京津冀區域治理任務最重的河北省，集中了中國超過四分之一的鋼鐵產能。河北省長張慶偉表態“鋼鐵、水泥、玻璃，新增一噸產能，黨政同責，就地免職”。該省的各地市市長也簽訂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承諾“3年有所好轉、5年明顯改善”。

　　分析人士認為，巨大壓力下，生態考核在各地已風生水起，可以想見，全國兩會開幕后這個話題還將升溫，如何推進各項措施落實，頗受關注。

　　“連我都知道，中國這些年的環境問題，重要原因是用經濟發展成績來考核干部。”作為中國德國商會負責人，凱福安博士已在北京生活了8年。他說一口流利的中文，熱愛北京美食，是國安隊球迷，但依然決定要離開中國。

　　“我抽煙，所以對空氣污染不敏感，還算能忍受，但不能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北京。從這個意義上說，霧霾是我離開的唯一理由。”他說，大眾、寶馬、奔馳等德國企業遇到了同樣的難題——總部員工不肯來中國。

　　實際上，不光是企業員工，一些國外旅游者也減少了來中國的愿望，報道說，這與空氣和水的質量不好有關系。

　　但凱福安也看到了環境改觀的希望：中共最高層公開表示要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人追究責任，而且首次提出“終身追責”。他認為這種嚴厲舉措將給地方領導帶來很大壓力。

　　在《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發表后，中組部負責人也明確指出，改進政績考核對官員壓力更大、要求更高、任務更重，地方由以往單純比經濟總量、比發展速度，轉變為比發展質量、發展方式、發展后勁。

　　實際上，1997年起國內一些重點城市就開始公布空氣質量日報，并進行排名，末位城市會被公開點名，這給當地的領導造成一定壓力，如今隨著環境信息更加透明、群眾環保意識逐日提升，尤其是考核新體系的出臺，地方官員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說，推行生態考核的做法值得大力肯定，說明國家已經將空氣污染治理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當然也要防止一種傾向，即一些基層干部為了完成考核，在空氣質量監測與治理數據上作假。

　　他同時建議，生態考核還要統籌考慮各地實際情況，注重長遠規劃和有序推進，而非追求一時的好看數據。為防止個別官員出于政績考慮而作假，要積極引入第三方監測。

　　還有一些專家認為，應引入更多的市場機制解決生態環境問題，而不是過于依靠行政強制手段，要體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

　　“美歐空氣質量在完成工業化后歷經半個多世紀治理才呈現好轉，中國一方面要發展經濟，一方面要治理環境，任重道遠，須不遺余力、只爭朝夕！”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漢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