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屬等化學元素在自然界本來就微量存在，人類活動會增加這些元素在土壤、大氣及水中的含量，當這些重金屬元素富集到一定程度時就可能給人體健康帶來危害。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重金屬帶來的環境問題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據不完全統計，2006—2009年共發生41起與健康損害相關較大的環境事件，其中重金屬占了22起。

　　這種狀況下如何能準確判斷某一區域是否有重金屬傷人的風險，就需要一系列科學的風險評價體系。采訪中，幾位業內專家對記者表示，目前我國風險評價研究做得還不夠。

　　現有標準存在不科學因素

　　2009年，陜西鳳翔縣的鉛污染造成615名兒童血鉛超標，其中166名兒童中、重度鉛中毒。當地環保部門的權威發布讓人匪夷所思：一方面認定東嶺冶煉公司是造成血鉛超標的主要成因；另一方面認定該公司廢水、廢氣、固水淬渣排放符合國家相關標準，其周邊土壤鉛含量也符合國家土壤環境質量標準。“排污達標”為何“血鉛超標”？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胡建英非常關注這一事件，她告訴科技日報記者，當時她正在做一項“鉛累積暴露風險評價的方法學”研究，對當時媒體上出現的“別讓孩子成為環評材料”的呼吁印象深刻。回顧我國近幾年出現的重金屬污染事件，會發現這些事件中有不少排污企業達標排放，卻同樣引起所在地污染物總量超標，或者當地人體內重金屬超過健康標準。“這其中暴露了我國重金屬污染防治環境標準制定中可能存在一些問題。”胡建英說。

　　為什么會存在問題？胡建英解釋說，在實際環境中，人群通過不同的途徑暴露重金屬，不同暴露途徑貢獻有很大差異。“食物、土壤、大氣、飲用水等，目前的貢獻率計算大多使用經驗性貢獻率。”比如WHO（世界衛生組織）制定飲用水標準時，鉛的貢獻率被經驗性的定為20%，據此計算飲用水鉛標準。“這可能會導致總貢獻率大于或不足100%，進而導致介質標準過寬或過嚴，也會出現環境介質安全值和兒童體內安全值互相打架。”胡建英說。此外，貢獻率會基于一種外暴露點監測數據計算而得，但人群暴露化學物質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結果，需要累積暴露過程評價，才能制定科學合理的環境基準。包括美國在內的標準制定中，雖然考慮了多介質暴露問題，但是通常僅僅采用經驗性的環境介質貢獻率，沒有經過合理的累積暴露過程評價。但美國的環境濃度控制在遠低于他們的國家標準，因此兒童血鉛濃度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

　　另一個情況也值得關注。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研究員張紅振告訴記者，他讀博士期間曾跟隨我國土壤環境前輩夏家淇先生開展我國《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的制修訂工作。

　　他們發現，發達國家均以人體可接受血鉛濃度作為制定土壤鉛環境基準值的基礎，而我國1995年頒布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主要基于土壤中鉛的“生態環境效應”。鉛標準值控制相對過寬。后來在2008年出臺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征求意見稿）》中采納了他們的建議，針對工商業用地和居住用地，采用以人體健康為基礎的標準。但目前尚未頒布實施。

　　而在陜西鳳翔的血鉛超標事件中，也有媒體指出，企業的排放指標是“工業排放標準”，這樣的標準在多大程度上考慮了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是否真能保護人體健康。這些問題也許都有待研究。

　　標準不是安全線

　　標準就是安全線嗎？胡建英并不這么看。

　　在每年給學生上課時，她都會講到一個美、日汞攝入量基準比較的例子，告訴學生們這些環境標準都是怎么來的。美國環保署（EPA）規定每天單位體重（千克）汞的攝入量是0.1微克，而日本的標準則是0.29微克。為何出現接近3倍的差距？

　　科學界認為普通公眾汞的攝入主要是吃魚。兩國都使用來自三個食魚多的島國的流行病調查數據確定的安全值。計算方法是安全值除以不確定系數。安全值相同，但兩國的不確定系數存在很大差距，美國采用了10，而日本則采用了4。“不確定系數背后隱藏著每個國家的實際情況。日本的標準盡量跟蹤美國，但日本是一個食魚多的國家，如果這一標準和美國一樣，那日本的很多食品都要超標，很多產業會受到影響，所以他們做不到。”

　　來自中國氣象局培訓中心的紀翠玲和賈朋群曾合作過這樣一篇文章——《美國空氣質量標準的制修訂——科學界與產業界和政府不斷博弈的過程》，用具體事例清晰展示了環境標準制定過程中的角逐。

　　還是以鉛為例，2008年5月1日，EPA提出了一個新標準，即每立方米大氣鉛含量最高0.3微克，是舊標準的1/5。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的一位律師表示，在擬議的鉛含量范圍中，高端部分的0.3微克仍比美國科學顧問委員會一致推薦的水平還要高。美國參議院環境和公共工程常設委員會主席芭芭拉·伯克瑟認為，新標準不夠嚴格，不足以保護兒童。這一次布什政府又沒有理會科學家的意見。鉛標準的修訂再一次證實了白宮對新標準的影響。

　　“環境標準就是這樣一個科學界、產業界和政府互相博弈、妥協的過程。”胡建英說。她建議我國環境標準制定過程應該更大限度地公布出來。“你是怎么制定出來的，用什么方法，什么過程，讓科學家在內的各方來質疑、討論。這樣才能讓標準更科學，最終保護人群健康。”

　　而對現有標準，胡建英說，我們不能把標準當做安全線，應該讓重金屬盡可能減少到最低水平。

　　科學的評價才能帶來有效的管理

　　重金屬的風險評價發展在我國方興未艾，已經越來越融合環境監測、生物毒理、數學建模、統計分析等各方面的技術。胡建英說，相對于重金屬污染的監測、毒性測定、處理技術而言，我國的重金屬風險評估研究做得還很不夠，“要把很多問題說清楚，還需要系統的研究工作”。

　　張紅振也在研究中發現，雖然我國關于土壤、大氣等環境介質鉛污染調查和人體尤其是兒童血鉛含量研究相對較多，然而關于從環境鉛到人體血鉛含量的風險評估研究，無論是理論框架體系還是基礎數據收集還是相當匱乏。

　　他們希望，未來成熟、科學的風險評價技術能更多應用于我國的環境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