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國經濟轉型面臨的主要問題。而能源的利用效率不高、污染嚴重則是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癥結。根據環保部的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74個實施新空氣質量標準的城市僅有3個達到了空氣質量二級標準，其他71個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超標的情況。

　　我國煤炭消費量巨大，約占世界煤炭消費量的50%，而煤炭燃燒所產生的廢氣則是我國大氣污染的主要原因。所以，煤炭能源能否高效利用關系到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能否順利從粗放轉向集約，也關系到我國的空氣質量能否得到有效改善。近日，由盤古智庫與北京國能中電能源有限公司合作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源戰略方向——煤炭清潔利用》報告發布。該報告認為，作為大氣污染的主要來源，煤炭的粗放型開發利用模式給我國環境生態造成了巨大壓力。

　　在報告的發布會上，北京國能中電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環保部燃煤大氣污染控制工程技術中心副主任白云峰表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產煤國和煤炭消費國，煤炭消費約占我國能源消費結構的68%。正是由于我國的這種資源稟賦特征和產業結構現狀，使得煤炭在我國能源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改變。因此，尋求一種高效、潔凈的能源利用方式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任務，煤炭的清潔利用將是今后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和落腳點。

　　提高“指標”是直接手段

　　目前，燃煤熱能是我國工業、城市供電以及北方冬季取暖的主要資源。利用燃煤熱能的行業在我國工業總行業中的比例達到了80%。不過，在燃煤過程中產生的氮氧化物、硫化物、粉塵等都是大氣污染的主要來源。2012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為2217.9萬噸，氮氧化物排放總量為2404.3萬噸。全國煙塵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的67%、二氧化碳的70%都來自于燃煤。其中，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經濟圈是我國空氣污染相對較重的區域，消耗了全國煤炭的43%。

　　但我國目前對于煤炭的替代能源儲備不足，短期內也難以大規模使用，所以我們必須正視燃煤所帶來的污染問題。通過提高燃煤大氣污染治理標準來控制燃煤所帶來的空氣污染是最直接的辦法。

　　事實上，我國對微細顆粒物排放的控制已經越來越嚴格，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首次增設了PM2.5濃度限值。2012年9月，國務院批復了我國第一部綜合性大氣污染防治規劃《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年，重點區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業煙粉塵排放量分別下降12%、13%、10%。正是由于這些排放指標日益嚴格，使得“近零排放”這一概念隨之產生。所謂“近零排放”是指通過綜合治理，使火力發電廠各項大氣污染物排放指標達到或低于燃氣電站排放指標，同時利用系統的協同脫除效應，大幅減少PM2.5微粒、汞、SO3的排放和脫硫石膏雨現象。這對于我國在以煤炭為基礎能源無法改變的客觀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減少污染物排放意義重大。

　　治本還需綜合配套措施

　　白云峰認為，我國向煤炭清潔利用的轉型，根本動力在于創新驅動。我國應建立經濟上可承受的清潔煤能源系統，形成技術升級的基礎。同時，還應建立新一代清潔煤能源技術研發基地和綜合性清潔煤能源創新產業園，形成技術研發、工程化研究和示范緊密結合的國家級平臺，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而從中期來看，解決能源困境及控制污染必須通過提高中國煤炭的集中度來予以解決。美國的煤炭集中度達到80%，日本甚至達到了90%的水平，但中國還不及50%。這也是中國大氣污染控制難度大、見效慢的原因之一。通過提高燃煤集中度，能夠有效提高能源效率，同時減小環境治理壓力，實現綠色經濟。

　　盤古智庫理事長易鵬則認為，促進我國煤炭的清潔利用除了堅持創新驅動外，還應在資金、稅收、財政等多方面發揮正向激勵作用，使得這些措施可以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另外，在政府層面，應該做好污染防控標準的制定，并嚴格執法。政府應該加快制定和修訂煤炭行業排放標準、開采規范、供熱計量標準等，完善行業污染防治技術政策和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并建立健全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促進各地區結合實際出臺地方性的大氣污染防治法規、規章。

　　“環境是治理出來的而不是檢測出來的，我國應將更多的資金和精力用在污染的治理上。”北京環境交易所董事長杜少中表示，煤炭清潔利用是一項復雜持久的工程，應由政府引導，同時加強企業在節能減排中的主體作用。政府需要加大資金投入，使低碳化、清潔化利用真正落實在煤炭行業發展的各個方面。因此，不斷提高煤炭清潔利用水平才可以破解目前我國的燃“煤”之急。